平生住过的房子没有仔细统计，不少都已印象淡漠，唯有一幢在德国慕尼黑名叫“福庐”的小楼，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一行六名中国留学生，结束了曼海姆市歌德学院三个月的德语班学习之后，于1982年4月1日到达慕尼黑，居所在慕市远郊名叫Gernlingden的一个小镇，居民才二千余人。时值初春，鲜花盛开，鹿群悠游林间，宛若世外桃源。众人合租一幢三层的小楼，离市区有26公里之遥，交通靠轻轨转地铁，一趟约需50分钟。轻轨德文直译为“快车”，不算拥挤，班次也不算少，只是距离太远。

六人当中德语教师陈君最先动作，他用德文给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写信，请其协助解决住房。陈君在这位州总理访华时有一面之雅，不久就收到州总理回信，为他在市内奥运村安排了一间价廉物美的学生宿舍。陈老师进了城，我等不免心动。我每天去慕大兽医学院的微生物研究所学习病毒学诊断技术，午间则到大学生食堂用餐，其间要路过欧姆路　(此路因纪念著名的物理学家欧姆而得名)，欧姆路18号的门柱上有个铜牌，刻着中文正楷“福”字，醒目而又亲切。早来的中国同学告知，这就是有名的“福庐”，留学生与德国人都称之为“HausFu”，是隶属于教会的小型学生公寓，主人德国神父是中国通，曾在中国山东等地传教，中文名字叫“仲磐石”。《易经》　有句：“鸿渐于磐”，莫非预兆我们这些来留学的千里飞鸿，可借此“磐石”落脚？　但是福庐容量有限，入住甚难，而且仲神父对住客比较挑剔，有人求见十几次都未能如愿。福庐很特别，“华洋杂处”、“国共合作”，住有少数德国人，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台湾的，中共党员、国民党员皆有，彼此心知肚明，各不干扰。我立马看中福庐这地方，因为它离研究所实在太近了，步行只要五分钟，真是可以得月的近水楼台!

我请阿登纳基金会的Z博士引见，Z是学法律的基金会老奖学金生，尽义务，当基金会新生的“Tutor”———此词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意思类似我们的辅导员。1982年5月13日在Z博士的陪同下，去见仲神父。踏进福庐大门，眼睛一亮，路道右侧是一片菜地及停车场。路长约40米，尽头是栋略显陈旧的小楼，楼前同样有一个“福”字方牌。后来知道，这个福字牌是在市政府正式登记注册专用的，不像在中国可以随便贴个福字。路道左侧及福字楼西墙是一排蔷薇，西方人称之为玫瑰，正值花开，满架蔷薇一院香。“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找房的我，怅惘之余，若有所得。

仲神父身材魁梧，微胖，满头白发，精神矍铄，态度和善，用中文寒暄几句后很快改用德语交谈，大意是福庐目前没空房，要等机会。谈话非常简单，出乎我的意料，压根儿没提是否信教之类的问题。可以感觉到，面试通过，我被“录取”了。一个多月后我从远郊迁入市区，暂住福庐的图书馆，与另一位学德语的日本学生加藤同住一室。不久加藤去维也纳继续学业，由学音乐的中国学生小苏替补。图书馆取名“慕华”，显示神父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之情。室内高悬叶公超题字的“慕华图书馆”镜框，有不少中文书刊，除　《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外，杂志有台湾出版的　《传记文学》，颇有文章可读。还有　《光华》，类似大陆的　《人民画报》，当时正起劲地报道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去台湾之事。在图书馆住到9月5日，终于等到2号房间腾空入住，直至1985年6月回国，在这间约十平米的小房间内，我度过多少失眠之夜，也度过了拿到博士学位、妻子来团聚的最美好时光。

福庐是座三层小楼，一共十几个房间，厨房、卫生间、淋浴室及电视室公用，住户除交纳房租外，冬季尚需分担燃气费。有一台公用电话机，可打国际长途，登记结算，台湾来的学生常用，我们那时国内都没有私家电话，只用来接德国国内电话。仲神父孤身一人，住二楼套间，陈设简单，无家产可言，平时自己单独用餐，不到厨房。有一女秘书德国人，有时来帮忙料理杂务。我入住时福庐住有两位德国学生，六位台湾来的中国人，七位大陆来的中国人。台湾留学生对神父颇有微词，说他“投机”，神父不为所动，声言要帮助所有中国人，不管来自海峡哪一边。福庐一大特色是有个大厨房，约二十多平米，抽风设施不完善，天天炒菜，虽然打扫，难免烟熏火燎，不太雅观。神父并不介意，说既然要做美味的中国菜，就少不了油烟。德国超市的食用油那么便宜，我们用起来毫不吝惜，油多火猛，炒菜色香味俱全。一般德国人做蔬菜，要么生拌，要么煮得稀烂，全然不解炒菜之妙。

住在福庐的中国留学生，我前后接触有几十人。中国社科院的卓君，从北京来苦读4年，读书破万卷，最终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卓君勤奋好学，敏事讷言，不乏幽默。1985年初我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妻子的来信，以便及时了解来德探亲的进程。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及电子邮件，唯一渠道是航空信，平均5至7天才能寄到。某日大雪纷飞，雪花飘入信箱钥匙孔，冻如硬石，无法开锁。卓找仲神父，拿了一小瓶抗冻油，向匙孔里轻轻一滴，豁然洞开，小卓喃喃自语：“鬼子的东西真灵!”1984年秋，我们二人搭便车游维也纳，霏霏细雨里，在市政厅广场前正碰上露天音乐会，乐声响起，在场之人无不闻歌起舞，大排档卖快餐的女郎也载歌载舞，音乐融入雨水，遍地流淌。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杨君，来慕尼黑技术大学进修病理学，业务颇有收获，同时也是我在福庐做中国菜的理想搭档。回国后赠我他参编的　《德英汉医学词汇》，派了不少用处。没几年，杨老师华丽转身，成了知名的心血管病临床大夫。住福庐的德国女大学生玛利亚，秀外慧中，乐于助人，略懂汉语，我们都希望她能去中国继续深造，但是听说她后来去了日本。

仲神父的头衔有福庐院长、汤若望协会的秘书长等，时常组织中国留学生活动。汤若望是明末清初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对天文历法颇有建树，死在中国。这位传教士是德国科隆人，与仲神父是老乡，只不过前者出身名门，后者家庭贫寒，子女较多，才送入教会。与仲神父接触多年，他从不向我们宣讲天主教教义，只记得较经典的两个段子。一是每当福庐有人学成回国之前，他都会主持一个全体住户参加的欢送会，照例用中文讲几句话，说“现在我是一只眼睛哭，一只眼睛笑，哭是要与你们分别，笑是你们将与家人团聚”。德国式思维用中国语言如此表达，别有风味。另一段话是在带我们参观教堂时说的，教堂为什么造得这么富丽堂皇？　这是给穷人看的，相信上帝吧，相信上帝你们将来就会住上好房子。率真幽默。

1987年10月10日上午，我陪同汉诺威兽医学院的代表团进入北京华都饭店，没想到，突然被人一把抱住，用德语大声说“世界真是小啊!”定睛一看，原来是仲神父，他也到北京，竟在饭店不期而遇。1993年我与妻子再次赴德，去慕市时仲神父特邀我们在高老板的“中国饭店”共餐，他苍老许多，毕竟年逾八旬。1996年我们去慕市，没见到仲神父，听说教会令他退休，搬出福庐，住到远郊某地。仲神父后于2000年3月12日逝世，享年88岁，葬礼没有通知当年福庐的留学生参加。没了仲神父这块磐石，福庐被当作危房拆除，在这块寸土寸金之地建起了摩登大楼。但是福庐这栋小楼，永远矗立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