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有幸考入复旦读博士。跟导师陈师思和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们几个说：贾先生是我的老师，你们平时可以常去看看他。打那以后，我就有事没事的去先生家里坐坐，听他讲过去的老故事。常常，从前很多在教科书上读过的文学史上的名字，在先生浓重的山西口音的讲述里，变得鲜活真实，有血有肉，对他们的为人与为文，对人世间的各种际遇况味，也就加多了一层理解与认知。常常，在图书馆看书累了，就走出阅览室，穿过旁边的小巷，拐入国顺路，去九舍先生家。

那是初冬一个夜晚，晚上去看贾先生。客厅里十分安静———先生正在书桌边疾书，大概在写日记。他神情十分专注，一会儿刷刷地写，一会儿又抬头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嘴角有一种倔强笃定的表情。我不忍打扰，悄声离开了。那一幕，却难忘。先生家的客厅，在一楼，推门可入，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有来访，先生总会放下手中阅读的书报，欣欣然与客人谈话。如果你不善言辞，也不用担心冷场。但是，有一类人，不管你多么身居高位，有头有脸，先生也是不欢迎的———那就是那些行过背信弃义之举的人，先生说，他的客厅，永远不会朝他们打开。

春寒料峭的早春，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师姐回上海公干，我陪同前往看望先生。到了晚饭时间，先生执意请饭，就去了附近的一家饭馆。先生、先生的管家　(也是贾夫人的侄女)　桂馥大姐、师姐与我，只我们四个人，菜却有满满一桌。丰盛，十分丰盛，怎么那么丰盛———十几年后的回忆仍是这样。我知道，先生平日里在家粗茶淡饭，这与那晚的满桌佳肴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印象极为深刻。那会儿师姐博士毕业虽没有几年，已算是年轻有为的少数民族学者了，先生的好客与对后学的厚爱，都在不言中。餐毕，先生搭上围巾，拿起拐杖，戴上帽子，跟饭馆老板说再会，今天的话来说，有范儿!

2003年上学期要放暑假时，先生嘱我回家后，可以去寻找下他当年与夫人任敏逃亡到青岛时客居的三义栈。那客栈在青岛火车站附近。我与爱人专门选了个好天气，去拍了一些照片，9月开学时带回上海。先师母过世周年时，我们随先生一起去扫墓。在墓前，先生特意跟夫人讲，今天带来了青岛的一些照片，你也看看青岛吧———我们避居一同迎来解放的城市。先生还特意说，是青岛来的学生刘群拍的。

先生很重视翻译。他说过，对在大学当老师的人来说，教书、写书、编书、译书，这四项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分，都要做。他将其翻译的　《契诃夫手记》　亲自赠我，也曾说当年避居青岛，地摊上有很多外文书，多是外国人离开青岛时散留下来的，他曾买到并翻译恩格斯的　《住宅问题》　等书，可惜时事混乱不幸遗失。记得某校有个翻译会议，先生知我对翻译小有兴趣，并有小译作发表，就告诉我等人家来请他时带我同去，见见世面。不知何故，到下午会议方也没有来请他。他只好让我回去了。临走，先生说了一句：要多写文章，不要当茶博士啊。寥寥几语，牢牢扎根于心，忘不了。而今想到自己并没有做到，惭愧之际更是忘不了，就像个魔咒。

先生达观。你见过先生谈笑间，兴奋处，会从桌边站起来，模仿电视剧片断的样子吗？　好似老顽童。每每感叹，一生几度牢狱历经坎坷的先生，要怎样的精神支撑才能活下来，而且还能有如此鲜亮的精神底色。后来读到大师兄张新颖老师的一篇文章，知先生某次住院期间，曾短暂有过激烈暴躁的情绪，很不同寻常。师兄说，生命中那些酷烈阴影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消失呢？!我也因此更深地了悟到，要怎样的人格力量，先生才可以葆有豁达乐观的心胸。不言而喻。

先生知我博士论文要做新月社研究，说他曾跟方令孺、陈衡粹相熟。陈衡粹是陈衡哲之妹，余上沅的夫人，人很利落，她做新月书店的会计管理账目工作是很适合的。方令孺则曾执教复旦，与先生同事。愚笨如我，居然没有多问他对方令孺的印象。先生还马上从书架上检出几本与新月社相关的书，借给我用。其中有一本，别处找不到，那时也没有现今万能的“孔网”。过了一些时日我决定：鼓足勇气，申请据为己有。不用说，我“得逞”了。那是一本谢泳的　《逝去的年代》。

有时候，别人送的书，先生也会慷慨相送。夏志清先生大著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大陆简体中译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社送给他一本。正好我去看他，先生看出我的心思，毫不犹豫就嘱我拿去。至今，每年上课都会用到这本书，每次拿出来就想到先生，想到先生家不大的客厅：中间是一圆桌，先生阅读书写会客用餐都靠它，多功能。右侧一长沙发，供客人用。先生身后，是一张靠窗的写字台。此外，客厅三面墙，都是书橱，不豪华也不高大。除了书架，凳子上桌子上记得也常常满是书。翻看跟先生在圆桌前的合影，往事历历在目。

2004年金秋十月，复旦大学举办大会为先生祝贺九十华诞。陈老师嘱咐我们在读同学多出点力，我领到了一项“出头露面”的任务———宣读贺信贺电。在复旦步行街一家小餐馆，新颖老师交给我一摞贺信。有王安忆的，字十分娟秀，写在一张不大但很是清雅的信笺上，其中有一句：贾先生，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但是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您的一名小学生……过了这么多年，那些贺信都已不记得出自何人，唯独她的话，和她的字，至今记忆清晰。这不由让我想起，在张文江老师家听　《庄子》　的课堂上，王安忆专注听讲的样子，她时有记录，又很认真地提问。确是谦虚好学，勤奋不辍。可见，文坛常青的神话都是有原因的。

那日午餐时，特意去给先生敬酒祝贺他，问他今天心情怎么样？　他用惯常的乡音，脸上露出常有的调皮孩子般的笑容，说：是你读的贺信吧!　从前，几十年前，在大礼堂，也是在台上，那时候是挨批斗。现在呢，人家都在夸我呢，不过我一句也听不见!　他呵呵一笑，接着说，挨批评和受表扬，这些，都是一种需要!　那刻，历史的风云变幻，在先生的言语与笑容间霎时灰飞烟灭。而先生的话，却长久地烙刻于心。

先生夫人任敏女士我只见过一次。我入校时，得知她已经患病卧床几年了。我从未敢提出去隔壁的房间看看她。那一次，大约病情有点加重，桂馥大姐让我过去看一看。夫人高卧，只记得她喘得厉害，脸浮肿严重，很痛苦的样子。站了一小会儿，我就离开了。我似乎有点怕，内心实是不想、不忍再看。后来读到陈老师的文章　《感天动地夫妻情》，方知先生一直坚持为夫人想方设法治疗，花费不小，但他从未讲起困难。先生退休前是复旦图书馆馆长，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但他选择了退休———跟一名普通教师一样。退休后的薪金不高，也不享受特殊的医疗待遇。我们看到的先生只是自己勉力著述，稿费都用来为夫人治病，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

查看书架，先生的赠书有十七本之多。其中有两本是送给我与爱人的，有一本是我买到后请他签名的，其余就都是送给我的。何惭受之。看到眼前这些摆放整齐的书，就想起先生伏在桌上签名，那双筋骨突出的手，紧紧握着笔，一撇一捺，都写得遒劲有力，不卑不亢。恰如先生一生拿生命践行的那句话，人活一辈子最要紧的，是要“把人字写端正”!

2016.10.31青岛，12.1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