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深

去年3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长利昂尼·克拉默　(LeonieKramer)　教授，久病之后，溘然离世，享年92岁。她，我们留学时的导师，曾以一己之力，排除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按时回国服务。转眼近四十年逝去，岁月的烟尘，却无法遮蔽清晰的记忆；时间，也消融不了我们对她始终怀有的感激之情。

1979年2月，我们一行9人　(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西安外语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苏州师范学院、北京外贸学院)，经过全国性考试的选拔，被公派出国，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按王佐良先生的说法，其录取难度不亚于民国时期他所经历的庚子赔款留学考试。

我们落实在悉尼大学英语系进修，导师是克拉默教授，英语系主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权威。她思路敏捷，学识渊博，谈吐极有文采，研究和教学都很出色。她又以严格出名，学生和教师都对她怀有敬畏之心。学术上，她坚持原则，决不让步。有一回，她编选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没有收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怀特的作品，认为怀特的短篇结构散漫，立意含混，远不及他的长篇小说。怀特很在乎克拉默教授的看法，大为震怒，称她为“KillerKramer”(“屠夫克拉默”)。克拉默教授得悉后，并未因此改变初衷，深信自己对怀特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次留学“任务”，是进修英语。为此，悉尼大学为我们开设了“阅读”和“写作”之类的英语基础课，外加澳大利亚文学，算是点缀。我们却认为，来悉尼大学留学，机会难得，如读学位，取得些经验，回去能更好指导学生。通过克拉默教授，我们向学校提出了攻读学位的请求，却被一口拒绝，理由是未获“学士学位”，只有毕业证书(新中国“文革”之前的大学生都如此)。克拉默教授向校方反复陈情，强调这是一批特殊学生，英语很好，有多年教学经验，又经过严格筛选，百里挑一，送来留学。希望学校网开一面，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并承诺愿意对学生的学习严密监控，保证质量。由于克拉默教授的力荐，校方终于同意我们攻读硕士学位，但仍不放心，只允许按“硕士预备生”注册，学生证上注明“MA，Preliminary”(“硕士，预备”)，并要求分别进澳大利亚学生选修的课程班，取得良好成绩，方可计入学分。我们没有辜负克拉默教授的期望，一年结束，转为正式硕士生。

国外的教学模式和国内的大不一样，上课基本采用seminar(课堂讨论)。学生主讲，教师只听，并适当插话。课前，要看不少参考书，思考诸多问题，写好发言提纲；课后，要梳理笔记，撰写论文，有时几门课同时布置，论文的压力山大，怎么也忙不过来，只好以晚上少睡来对付。克拉默教授知道我们学习紧张，便邀请大家周末去她的橙子果园，放松一下。想不到的是，她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烧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中国，招待宾客是上馆子；在西方，只有难得的贵客才配享受由主人亲自掌勺的礼遇。她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我们呢，几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在等级森严的学术殿堂里，照理谁都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克拉默教授却如此热情地款待我们。临走，她还送了一小车刚采下的橙子，说是给大家尝鲜。太阳下，看着她忙得额头渗出的汗珠，我们心里涌起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还觉得那顿饭特别好吃，也特别有意义。

1981年1月，我们完成学业，如愿获得学位。美中不足的是无法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那要等到4月份，全校四百余人一起举行。看来，只能抱憾离去了。克拉默教授知道后，很为我们着急，思来想去，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单独举行典礼。可这又谈何容易!　校董事会上，她提出为7个中国学生　(其余两人继续读MAHonors学位，尚未结业)　举行毕业典礼。据说，这一动议只有个别人附和，绝大多数董事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单为7名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悉尼大学校史上还没有先例。于是，不难想象，会上便出现了“舌战群儒”的场面。我们都知道克拉默教授威望很高，又擅长演说和论辩，口齿清晰，言辞犀利，论证有力，但至今仍弄不明白，她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是怎么说动其他人的。何况，当时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并不具如今这般影响力，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冷。在那样的大氛围里，为区区几个中国学生说情有多困难!　但克拉默教授成功了。悉尼大学董事会最终决定：单独为7名中国学生举行一场毕业典礼，一切仪式照常。典礼在一个装潢精致的小礼堂举行，赶来祝贺的人很多，礼堂外草坪上，人潮涌动，很是壮观。闻讯赶来的一大群报社和电视台记者，挨个儿采访我们。第二天，澳大利亚三大报纸　《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MorningHerald)、《澳大利亚人报》　(TheAustralian)、《每日电讯报》　(DailyTelegraph)　都详细作了报道，还配发了照片。多家电视台录播了这场与众不同的毕业典礼。第二天，我们去买报纸的时候，摊主说，“我认出你来了，昨天电视上才见过。”典礼一结束，克拉默教授就说：“毕业了，拿到了学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样吧，晚上我做东，请你们吃饭。”于是，那天唐人街上的一家大饭店里，一大桌人，觥筹交错，闹腾了好久才散去，毕业时的好心情也提升到了最高点。

从长远眼光看，克拉默教授指导下的两年留学生涯，给我们的英语教育和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把大量阅读和开展批判性思维相结合的模式带回了国内，注意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不忘发展他们的思辨能力。与此同时，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功能语法研究、当代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影响下蓬勃开展起来。没过多久，大家还纷纷走上了各校外语教学的领导岗位。9人中，3人担任大学校长或副校长，6人分别担任大学外语系主任或出版社总编，多位兼任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领导成员，无论在管理模式，还是英语教学理念上，对中国英语教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至今仍然健在的7人中，有4位被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授予“中国英语教育特殊贡献奖”(全国仅12人获此殊荣)。难怪许国璋先生当年曾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是‘澳帮’的天下。”由此也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教育和克拉默教授所作出的贡献。

克拉默教授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悉尼大学英语系主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席、悉尼大学校长，以及十多个文化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顾问和董事，被英国女王授予一个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她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在学界和政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

后来，克拉默教授数度来华，或随团访问，或作讲座，或受邀参加悉尼大学发起在北京饭店举行的9人留澳三十周年纪念会。随着年华老去，她体力渐渐不支，还不幸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先是此前写完了回忆录，却无力完成最后的校阅，接着是近期发生的事很快就忘记，后来连同事都不认得了，再后来目视朝夕相处三十来年的保姆，不知道她是谁。后来几乎没有意识了，不认人，更不识字。但据她的老朋友朗茜博士说，向她谈起我们当年的9人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眼睛会蓦地一亮，过后又黯淡下去了。

去年3月噩耗传来，她与世长辞，我们虽有思想准备，但仍觉愕然，呆呆地，陷入了极度哀痛……

一个身居高位的外国学者，同我们本不相识，因了偶然的机会，成为我们的导师。虽然萍水相逢，却由于这层师生关系，她不但悉心传授知识，努力使我们提高学养，而且处处，时时，像母鸡护小鸡那样护着我们，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越过一道道生活和学习中的难关。她对我们一无所求，我们也增添不了她头上已经足够耀眼的光环。但是，她心里总装着我们，即使在生命微若游丝，几乎完全失忆的时候，仍藉着本能复活了久远的记忆。这是什么？　是无私的大爱，它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属于师德的最高境界。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