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墓志铭袁励准篆盖

杨钟羲致金梁书札

王亮

安化王氏祖茔在海宁盐官城北郊。九十年前，先曾祖观堂先生“效止水之节”前留付三叔祖王贞明的遗书，交代“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墓地”。南人北葬，并非常例。之所以作此安排，大概还是出于妻弱子幼，不希望身后家人负担过重的缘故。而当时清华校外东向西柳村七间房一带多有丘墓茔地。据姑婆王东明回忆，当时潘夫人即遵照办理，停厝成府刚秉庙，棺木入土之前，用广漆油漆。每一层须待干燥后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数十过。是年8月14日　(阴历七月十七日)　下葬。是日大雨滂沱,扶柩者皆跋涉泥泞中。门人刘节记述“墓地在田间稍高处麦陇中。圹深六七尺，宽才三四尺，长约丈馀，以西门汀　(水泥)　筑成，棺置其中，上覆石板，垒土成阜，盖北方习俗尽然也”。由杨钟羲撰墓志铭，袁励准篆额并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杨、袁均为侍读宣统小朝廷的同僚，杨钟羲尤为入京前僦居上海之友执。金梁也是遗老中为理丧营葬出力甚多的一人，杨钟羲存札中有一通致金氏，略谓“王忠悫公墓志铭稿知已尘览，兹录衔名一纸，敬乞詧入转致为佩”云云。此碑铭当时即椎拓传世，南北图书馆、博物馆均有收藏，与观堂先生交好的日本学者也有获致的。据黄永年先生告诉笔者，“文革”后他曾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以两角钱购得多份，以其一赠与海宁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建国后，清华大学扩建校舍，与家属协商迁墓，1960年1月迁棺于京西福田公墓，邓之诚先生五石斋日记1959年12月17日曾记其事:

午睡起,王仲闻惠然而来,可谓佳客。言其尊人静庵先生墓须改葬,伐树可得千余金,足敷封树之费。

墓地松柏历数十年均已成材，这笔“动迁费”可谓相当优渥。笔者曾执日记此则以询家父王庆山，父亲告以当时观堂子女在京者仅祖父王高明　(字仲闻)　一人，祖父说此款决不可子孙自用，除五百元用于延工重立墓碑，馀款悉数赠与守护墓区多年的一位老人。祖父所立此碑似未有影像留存，在当时情境下，可以想见形制、文字均简略。

1985年北京市政府拨付专款三万元修整福田旧墓，当年8月落成。墓材选用汉白玉，由清华国学院弟子戴家祥撰作碑文，沙孟海书写。沙孟海先生既为现代著名书家，此碑记墨迹也曾印行为临帖样本，流传甚广。他书碑时已臻高龄，但仍以一日之力不中辍写就。

福田公墓地处西郊翠微山下，地势高廓，市嚣不至，墓边环植桃树，楚楚可观。四时常有孺慕观堂先生学行者前来瞻礼祭奠。观堂昔年友人刘大绅　(季英)、王季烈、柯劭忞、傅增湘都先后卜穴园内。

近年来浙江海宁地方文化机构曾有迎观堂先生柩南归之动议，因王氏后人无人赞成，并未施行。

清华校内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选址在旧清华园门路西小山旁，其性质既为纪念碑，则与墓碑全然二物，不过校内师生和访客常常混淆不能分辨。1928年初冬，由清华国学院同学会发起为观堂先生立碑，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等两百元以下有差，同学如姜亮夫、黄淬伯等也有认捐的。时任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先生撰碑文，时任研究院讲师林志钧书丹，另一位研究院讲师马衡篆额。当时王氏家人多已离开北平南下，未直接参与其事。赵元任先生以未送葬仪，此次也未参加醵金，在清华校内颇招物议。其实他处事忠实贯彻西式教育的理念，很有独行其道不从众的风范，晚年与王氏家人在台北仍有过从，并未因此而生蒂芥。

“文革”中，纪念碑被推倒，碑座及周边四石椅毁佚，碑体经多方寻找未获。后来发现已被力学系实验室用作实验平台。多次交涉，该系都以“试验重要”为由不愿交出，经当时清华党办负责人何介人出面调解才告解决。1980年修复该纪念碑时，自学校东邻的清人墓地移用汉白玉须弥式碑座，又重制两花岗岩石凳，与原碑浑体为青玉石的形貌有差。

另据民国时人记述，颐和园鱼藻轩外曾一度立有小石牌，指示观堂先生投水处，现此石牌久已无可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