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桶上贴着的，不是酒的年份，而是约瑟夫一战中从军出征的记录。曹景行摄

曹景行

2015年7月的一天上午，法国波尔多地区天气阴沉沉的，还不时飘来几滴雨星。我们来到圣-克里斯多利小镇上，四周找不到一个人问路，这在法国、在西欧倒也是常事。总算发现一块小小的路牌，指明去圣多利酒庄的方向。小镇的名字和酒庄原文都是Saint-Christoly，只是酒庄的中文翻译成了圣多利，而且榜上有名。

酒庄位于波尔多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梅多克的中心，我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按照约定时间前去采访。小巷子转个弯就看见墙上大字，表示着酒庄就在前面，女主人玛蒂娜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她同开动装货铲车离去的女儿讲了几句，就转过身子接待我们。年过六十的她打扮像个老师，只是脸上带着阳光染的金黄色，踩在砂砾地上的双脚肤色更深，从五彩凉鞋前端露出的脚趾甲都涂得红红的。

酒庄不大，葡萄种植面积三十公顷，一半种梅洛，另一半种赤霞珠，建筑物也就几栋平房。我去过好多国家的酒庄，都有差不多的参观程序，主要介绍他们的葡萄品种、生产过程和产品特色。玛蒂娜却直接把我们带到酒库，那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两百只装满葡萄酒的大木桶上下两层整齐排列堆放。吸引我们的是一面墙上的一张肖像画，还有用好多条白色细绳串联起来的家谱。

玛蒂娜要讲的正是圣多利酒庄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他们家族的历史。从1850年开始种植葡萄，酒庄至今已传到第七代经营者手中，就是玛蒂娜的两个女儿桑德琳和凯瑟琳。她们都已四十上下，一位主管生产，一位负责销售。她们的孩子已经出世，应该是酒庄的第八代主人。但在墙上族谱图表的中心位置，却是无缘成为酒庄继承者的约瑟夫·皮内，玛蒂娜丈夫赫维·荷劳德的祖母伊冯娜的兄长，肖像画中的这位年轻军官。他的名字下写着1891-1918的字样，去世时才27岁。

玛蒂娜指着面前成排的酒桶，我们看到上面贴着的五个年份：1914、1915、1916、1917、1918。那不是酒的年份，而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瑟夫从军出征的记录。他有一个习惯，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寄一张明信片回家报平安。今天，他的后人把这许多张明信片复制出来，一只大木桶上贴一张，展示出那几年里他的军旅路线。

大战开始那两年，约瑟夫主要在法国北部作战。1916年6月，他寄回家的明信片上打着凡尔登的字样。史书记载，那一年年初打到年末的凡尔登战役，是一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法德双方共投入两百多万军力，死伤总数近一百万，两国各有十多万官兵葬身战地。约瑟夫还算幸运，这年9月他同部队调防到法国西南部。

1917年3月，约瑟夫明信片上的地点开始向东方移动，4月从法国南部港口马赛上船，5月登陆意大利，接着到了罗马、那不勒斯，又继续往东直到希腊南部才停留下来。法国把军队调派到希腊，是为了对付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5月15日早上8点，约瑟夫在寄给妹妹伊冯娜的明信片中写道：“今天，我们即将在一小时后登陆。这里的海很美，天气很好。我想我们能顺利穿越。”

一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仍然待在希腊南部的约瑟夫在1918年1月19日的家信中说：“亲爱的伊冯娜：你能给我寄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吗，这里没有这些东西———这儿依旧很冷，真希望坏天气赶紧过去，不过我更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我们在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德国鬼子和保加利亚人暂时还没有动静。我们希望一直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伊冯娜和她的父母也一定这样想。

又过了近半年，大战已近尾声，法国和她的协约国伙伴胜利在望了。1918年6月，约瑟夫的部队北上到了贴近保加利亚的萨洛尼卡，希腊人称为塞萨洛尼基。今天是希腊第二大城市的萨洛尼卡，1917年8月被守驻的法军引发一场大火毁了大半，三分之一居民无家可归、四散离去。约瑟夫和他们部队到达时，应该还看得到灾后惨况。

10月的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　11日一次大战各方签署停战协议前的两个星期，约瑟夫从萨洛尼卡寄回了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他没能回到波尔多的自己出生之地，给亲人送去的只是阵亡通知书和四年征战中得到的5枚勋章。在圣-克里斯多利小镇中心广场上，有一座白色的纪念碑，两侧刻着一次大战中阵亡的24位当地年轻人的名字，1918年有三位，最末那一行的名字就是约瑟夫·皮内。

约瑟夫已经去世近百年，他今天仍然是圣多利酒庄故事中的一位主角。只是因为他的不幸，酒庄的主人不再姓皮内，由妹妹伊冯娜与丈夫继续用心经营。他们努力提升红葡萄酒品质，1924年在巴黎农业大赛葡萄酒竞赛中获得第一块金牌，此后又多次获奖；1932年得到“中级酒庄”称号，保持至今。伊冯娜1995年去世，享年101岁。

玛蒂娜同丈夫赫维接手酒庄已近四十年，他们的女儿出外学习回来后加入经营。同波尔多地区的大大小小酒庄主人一样，他们现在担心的是气候变暖，传统品种的葡萄质地和产量都受到影响，或许要试种一些其他品种。最近几年里，2009和2010两年是他们葡萄酒的好年份，获奖的佳品每瓶才卖11欧元。

离开圣多利，口中还留着品尝红酒后的味道，想着的却是贴在酒桶上的约瑟夫明信片。同圣-克里斯多利一样，法国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纪念一次大战为国捐躯者的名单，有的刻在教堂墙上，有的在市政厅门口，有的放在大学里面。

这次离开波尔多后途经波城，看到市政厅大门内两侧墙上都嵌着石碑，分别纪念一次大战同二次大战中当地的亡灵。一战那块面积大许多，刻上的名字也比另外一块多，而且全是军队官兵。统计数字表明，一次大战法国军队伤亡人数高达全部人口的二十八分之一，比对手德国的三十二分之一、盟友英国的五十七分之一高出许多。像约瑟夫那样的年轻精英成千上万倒在了战场，从此法国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二十年后大战再次爆发，法国迅速败退和投降，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