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秀

自从1952年，我从虹口的东长治路搬到长乐路三角花园附近，到1984年再搬到永嘉路译制厂新建的楼，直到2004年离开市中心，我在淮海路附近整整生活了52年。从青年到老年，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淮海路紧密相连。

首先是襄阳公园，离家又近，节假日是孩子们最好的去处。至今我还保留着我们夫妇和儿时的子女，在襄阳公园拍的照片。

住在淮海路附近的，还有我厂很多同事。例如我厂剪接组的蓝为洁，她的老公，就是著名导演汤晓丹。他们就住在襄阳公园对面的高塔公寓。她有时也会领着孩子到襄阳公园来玩。她的大儿子，那时好像还没上小学。他画一个孩子在放风筝，边上还有几个人在看，其中有老有少，而且表情各不相同。画得实在太生动了。我从没见过别的孩子画得那么好的。这个天才的小画家，就是后来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美术家汤沐黎。他的弟弟就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家汤沐海。他们父子被称为“一门三杰”。

那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院礼拜天上午，都有学生专场，票价一律五分钱。我家出门没几步路，就是东湖电影院。顺着淮海路往东再走两条马路就是国泰。孩子们想看电影非常方便。

国泰电影院往东是一家很大的鞋店。这家店做的鞋，式样精致。以致2006年，《艺术人生》　节目组请我们去北京做节目时，我想买双新鞋，还从老远的柳州路回到这里来买。再往东则是一家很大的绸缎店。这家店不光卖高档的绫罗绸缎，也卖手工织的蓝花土布。我非常喜欢用这种布做长袖衬衫。五六十年代做的一件穿坏了，就又做了一件。以致刘广宁惊叹道:“从我六零年进厂，就看见你穿这件衬衫，穿了20年还在穿。”这是后话。再往东就是我们上海市电影局的局机关了。五六十年代常在电影局的小礼堂，放电影、作报告。我记得的，就有夏衍关于“细节”的报告;还有电影局长于伶、剧作家瞿白音等人的报告。我还记得于伶有个特别好玩的习惯。他用两根手指夹着香烟，离头大约有半尺远。他要吸烟时，不是把手收回到嘴边，而是把头远远地伸到手边去。以致他报告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他的这个动作，我却仍然历历在目。

那时，所有刚拍好的影片，不论是上影自己拍的，还是北影，长影的，都会放给全局系统的创作干部看。有时，也会放国际上有影响的外国片。国庆十周年，上影拍了十部献礼片，头尾两部　《聂耳》　和　《林则徐》，都是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的，被大家戏称为“红烧头尾”。《聂耳》　在小礼堂放映时，剧中有人问聂耳“你多大?”赵丹回答“十九岁。”全场不禁哄堂大笑，因为自己人都知道赵丹那时已经四十出头了。

电影局斜对面有一家西餐馆，叫“宝大西菜社”。它的公司大菜每客一元钱，包括一盆汤，一道主菜，主菜每天是不一样的，有时是一块炸猪排，有时是一客罐焖鸡，有时是一客罐焖牛肉。还有一小块奶油，一小碟果酱。面包随便你吃多少。就相当于现在西菜社的套餐吧。那时我和张同凝的工资都是103元，李梓和赵慎之也有八九十元。花一元钱吃一次西餐，还不算太破费。所以每当电影局有活动时，我们就结伴去开一次洋荤，打一次牙祭。

我老公，身高1米80。在学校读书时，就是篮球校队的队员。上海解放时，他虽然已经30岁了，仍然是他们工业部第二设计院篮球代表队的成员。我则是我们电影局乒乓球代表队的成员。60年代前期，晚饭后，有时我们夫妻到淮海路上散步，往往顺便到陕西路体育馆看看，不管有什么比赛，篮球、排球还是乒乓球，我们都会花上五分、一毛买张票，看上一场。记得陕西路再往南，还有一座戏曲学校。学校的小礼堂，经常有演出。多半是学员的实习演出，所以票价也只有两三毛钱。在李炳淑等人还是学员的时候，我就看过她和杨春霞、华文漪等四人演的　《白蛇传》　折子戏。有一次，居然还看到了俞振飞和言慧珠唱的昆曲　《断桥》。他们二人可都是当时京昆界的大腕。可惜言慧珠这个一代名伶，竟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而自杀了。

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淮海路或淮海路附近读书。我的长子牧心在淮海中学，就在淮海路襄阳路口。次子牧人，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盛建颐老师学钢琴，也在淮海路上，和淮海中学只隔一条汾阳路。我女儿牧遐在市二女中，离淮海路也不过一步之遥。我的几个孩子都在非常理想的学校读书。那时的我，是多么地意气风发啊。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特别是68届的都要下去。我家牧遐、牧人恰巧都是68届。他们都去了吉林农村。

后来，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各设计院都要搬到山沟里去，于是我老公的第二设计院也搬到遵义去了。

牧心虽然根据政策留在上海，当了工人，但工厂在郊区，离家太远，也只能住到厂里去。因而上海家里，就只有我孤家寡人了。

1977年，恢复高考，牧心在结婚、生子后，考取上海师大中文系，再去读书。

1978年，牧人凭借上音附小的童子功，考取了北京中央歌舞团歌队的钢琴伴奏。

1979年，我老公因年满六十，退休回到上海。

女儿牧遐也因为嫁到二院去，有幸随着二院迁回杭州。

先是牧遐的女儿由于年满十六岁，可以回上海读书，户口报在我这里。2000年我老公因病去世。女儿、女婿退休后因为要照顾我的生活，也跟我住在一起。这样就显得永嘉路的房子过于狭小了。不得不像大多数老上海人一样，以地段换面积，把新居买在内外环当中的柳州路。

现在，偶尔因为朋友聚会等原因，回到淮海路时，我记忆中的淮海路已经了无踪影。当年与淮海路相关的喜怒哀乐，只有到梦中去追寻了。

2017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