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克明

一颗健全跳动的心脏，它那强劲的脉动是外人所听不到的。同样，一颗跳动了百年的爱国之心，也可以是如此地默默无闻。

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赵仲兴先生是一位曾经为开拓我国核武器工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但他也像绝大多数两弹一星功臣那样，只能是个无名英雄。作为代表人物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单里没有赵老，516克纯金打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也没有授予赵老，甚至你在网上检索“赵仲兴”三字也查不到他在核工业方面的任何丰功伟绩。放眼神州大地，巍峨的“国之重器”如同一座高耸云端的“无字丰碑”，赵仲兴和其他两弹一星专家的名字全都一个不漏地“镌刻”在这“无字”之中，为子孙后代所景仰。

赵仲兴是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全程”的人。日本全面侵华之初有两次关键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炮轰宛平城———这两次堪称抗日战争关节点的炮声，赵仲兴全都亲耳听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正在沈阳市“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读二年级；而发生“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他正值北京潞河中学毕业，留校复习功课备考清华大学　(体格检查已通过)。应该说，能够相继听到这两起侵华炮声的人恐怕为数不多。两次侵略炮声催逼着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险逃难生活。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年轻的赵仲兴多次辗转于轮船、火车，靠搭乘最后一艘机帆船，逃难到了重庆。然而重庆也不太平，尤其是1939年5月3日那次大轰炸，日军将大量的燃烧弹投掷在重庆下城区　(商业区)，引起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赵家在上城区幸未受损。1938年8月赵仲兴考入重庆大学，次年北大、清华、南开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招收“插班生”，他又被西南联大化工系录取，直至毕业。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北三省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赵仲兴经历了整整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苦难。战争的磨砺使他历练出一颗足以受用终生的“爱国之心”，他痛感祖国必须强大!　此后一生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以“报效国家”为第一准则。这种刻骨铭心的强国情怀可能是我们这些未曾亲历国难的晚辈们所难以体会的。

1959年，原本就职上海化工厂的赵仲兴接到调令，调他到大西北的原子能工厂。当时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自己不是党员，怎好到这种绝密单位去工作呢？　而且家中岳父初丧，乱得一团糟，自己对于原子能又一窍不通。但尽管有着如此诸多困难，他还是服从国家需要，毅然沿着古丝绸之路孤身西行，前去赴任。

奔赴大西北是艰辛的，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赵仲兴突然离开娇妻与一对爱子独入荒漠。妻子完全不知丈夫此行将栖身何地，就职何厂，从事何种工作，何时归来。她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一个“邮箱编号”，这是她和丈夫间唯一的联系通道。长风万里大漠，杏花春雨江南，彼此天各一方，夫君只在邮箱里。

“丝绸之路”这个美丽的名字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命名的，随即为学界广泛接受。丝绸之柔软轻盈掩盖了丝绸之路强悍的另一面。两千多年来，作为古代战争利器的大宛汗血宝马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被输送到中原来的。作为国之重器的“两弹一星”的攻坚、试验，也是沿着丝绸之路排开，隐匿在茫茫戈壁大荒之中。赵仲兴所投身的就是深藏在大漠之中的几处核工厂创业基地。

大漠生活是孤寂的。最让赵仲兴难以忘怀的是朋友们星期六晚上的舒心小聚———几位各分厂的老总们齐聚在他的房间里打桥牌。这些在技术上权重一时，事业上叱咤风云　(有些还是泰斗级人物)　的总工程师们，在这难得放松的温馨环境中喝红酒、打桥牌，纾解着远离亲人的“乡愁”。老友之间尽管亲热相聚，尽兴开怀，但美好气氛中总有一条无形的戒律为大家所习惯性地遵循，那就是———绝对不谈工作!　身处“绝密单位”，保密制度也相应地“绝对严格”。这里不允许有部门之间私下的“业务交谈”。如今，当年互相慰藉的总工程师们早已一一作古，唯有赵老师“遍插茱萸剩一人”。这种“孤存感”令他唏嘘不已，不胜感慨。

赵仲兴作为一分厂副总工程师，全身心投入工厂创建，真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分秒必争。1965年初，工程终于全面竣工，试车投产，得出合格产品。他的任务就此圆满完成，随即被调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继续从事原子能的研究项目。

在上海原子核所工作使赵仲兴得以与家人团聚。同时这也是我与他之间难得的人生“交集”，多年来彼此同气相求，无话不谈，成为忘年之交。我充分感受到了他那稳健大度、宽厚慈祥的长者之风，以及学术探讨中梳理芜杂、直抵要津的超凡见识。他不慕高腔低调，做出的决定总是那么透辟中肯，切实可行。貌不惊人的言谈中，你能感受到他那独到的真知灼见，与对正确观点的一种无可动摇的坚守。凭着在核工业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中，赵仲兴于1975年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关乎原子核能的重点科研项目，为此还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

197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将赵仲兴从原子核所调到即将成立的“环境化学研究所”任所长。不久研究所移交上海市，并改名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改善上海生态环境的“重头戏”，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上海母亲河———苏州河、黄浦江的黑臭问题。遥想当年，秀美的苏州河可谓风光无限，两岸高楼林立，河上每隔几百米就是一座欧式风格的桥梁(又称“翅式带悬桥”，如四川路桥、乍浦路桥、河南路桥……)，许多上海市标志性的优秀历史建筑　(如带有巴洛克风格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以及上海大厦、曙光剧场等一系列古典建筑)　都屹立在苏州河岸边。遗憾的是那时的苏州河臭气扑鼻，使这幅近代大都市的美景“只可远观，不可近看”。那些沿河建筑连窗都不敢打开，更有何人愿河滨漫步，近闻其臭。

为了解决苏州河黑臭这一上海环保的最大难题，当时的上海市长极力鼓励环保工作部门充分利用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与赠款，并大力争取国际合作来治理苏州河。其时由环保局长任项目主管，国际合作方有澳大利亚专家，中方则集中了上海环保局、市政局、市政设计院、同济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员，赵仲兴担任中方人员领导小组组长。治理苏州河的“一期工程”几经技术论证，反复权衡比较，最终形成了一个看来最为合理的治理方案，并得到世界银行的批准。世界银行对这一重大项目给予一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同时又提供了上千万美元的赠款。该项目由市政工程管理局主持施工，后如期完工。

时至今日，经过了三十年的考验，证明赵仲兴他们与国外专家共同提出的这个治理方案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它的竣工基本上解决了上海母亲河的黑臭问题。今天的上海人，当你沿着苏州河6.7公里滨河绿带散步、慢跑、遛狗，观看六十多处历史遗迹保护建筑，徜徉于苏州河河湾大型绿地，以及安享苏州河泛舟之乐时，不要忘记上海环保专家在治理苏州河方面做出的奉献。这些奉献者中当然也包括病床上这位垂垂老矣的百岁老人。

赵仲兴的百年人生都离不开“火”与“水”二字：

“火”———日本侵华战争之战火；核弹、核能的正义之火。

“水”———让上海母亲河告别恶臭；“水法后处理工艺”。

夥颐!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百年风范，山高水长。

祝贺赵老师“百寿”初度，“茶寿”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