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

若从1983年我在　《人民文学》　上发表小说处女作　《石匠留下的歌》　算起，我写作年龄已有三十四载。又若从我1981年在　《星星诗刊》　发表组诗处女作　《希望》　算起，则我的写作年龄三十又六。总之，绵绵久矣。我从当年的文学青年，转眼间便成了文学老人，常常的，就给人写序了。

如今我要出一本自选集，笼而统之地检视一回自己的文学足迹，这序便不由别人来写，还是我自己来，所谓甘苦寸心知，就是这个道理。

这集子选的是小说同散文随笔，并未选诗，原因只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诗歌尚在及格线以下，我不能拿它来唬弄读者。

诗歌如今当然我仍在写，只是丢在抽屉里，多半并不拿出来示人。写诗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便是保持精神的活力同语言的自觉，以及对人世细微变化的敏感。这好比武家的经常蹲马步，击沙袋，要的是一种从业人时刻应当有的状态。

三十余年里，我主要发表的，是小说同散文。我林林总总得过一些文学奖，得奖的作品几乎皆是小说。这或许意味着，小说，是我最受重视的文学体裁。事实也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到文坛普遍关注的，正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受关注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恐怕在它的实验性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兴起，百无禁忌。在思想解放的大的社会背景下，文坛空前活跃，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各种风格，竞相怒放。我初出道，亦知要崭露头角，须得有自家面目，遂努力在文体同语言上与别人拉开距离。汪曾祺先生在他给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小城无故事》　写的序里说，我的小说受唐人绝句的影响。李陀先生亦说我的小说是“绝句式”的小说。皆是解人语也。我是喜欢唐诗，尤喜绝句，五绝二十个字，七绝二十八个字，短得不能再短，但每每是一幅历史的图卷，浩浩沧桑，尽寓其中，意蕴深长。譬如元稹的　《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把个唐朝从开元到天宝年间经历“安史之乱”的惊天巨变，从全盛到衰落的历史图景，通过几位白头宫女闲聊往昔的日常场景，轻巧地便勾勒了出来。这种以小场景写大历史，以日常生活见白云苍狗的唐人绝句，给了我莫大的启发。

当其时，文坛大多的作家的叙事范式，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我是选择受祖宗的影响。祖宗的好方法，我要拿到今天来用一用。我于是试着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写下了　《小城无故事》、《淘金人》、《白色鸟》　等一系列短篇小说。1984年，《白色鸟》　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此，肯定了我的有着诗的含蓄意韵的文体面目。又其次，我在小说语言上亦受祖宗的影响。汉语言的美同好，是需要重新认识同发掘的。当其时，大多的小说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语言上亦基本是欧化的翻译体，这让我很不满意。在这样的语言中，汉语之美完全被漂白，失去了应有的表现力同语言质量。我不能这样，我要来做贾岛，要来推敲语言，要让每一个文字皆能释放具体的感觉，文字不止是对所描述事物的表述，而更是语言艺术的表现。所以那一时，我哪怕写个三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耗时却比人家要多上三五倍，为的就是使文字更具汉语的神韵，蕴着更多的潜台词同审美信息。这样的努力我以为是有价值的。这便是对汉语文学的继承与发扬。

我写小说不多，低产，但写小说于我来说是一桩令人神旺的事。只是一个人的一生中，神旺的时刻未必多见。一个作家，你愿意写，又喜欢写的题材，其实亦是不多的。这便是当作家的局限。我倒是佩服什么都能拿起来就写的作家，但同时又疑心，样样题材里，皆有生命的真血么？　我反而时常写点散文，没什么负担，想起来什么就写上几段，如苏东坡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样的不拘，反倒是放松，随意，每有小美，于是大乐。散文，我还是喜欢中国的，外国的散文，因受翻译的影响，除了思想性，语言的文学韵味是几乎看不到的。而中国的散文，唐宋八大家的不必说，明清的归有光、张岱，近人的汪曾祺，那种文章之美，语言之胜，实在令我痴迷。他们的文章，不端起，不装腔，时作平常语，又情真意切，每每感人。这亦是好传统，后生不可不学。我得其皮毛，亦欣欣然焉。

此集是我的第一本自选集，算是对自己三十余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交待。但总之是汗颜。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但对写作我有虔敬，便深知离自己的写作目标同心目中的文学审美高度，尚有遥遥的距离。但好在我还有时间，汪曾祺先生六十岁才复出文坛，近期一幅画卖出三个多亿的黄宾虹亦是六十岁才确立风格，更莫说我湘人中的齐白石，到衰年方才变法，所谓大器晚成。刘禹锡有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是桑榆已近，却也看到霞光满天。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再编一本自选集，会是别一种模样呢？

我于是对自己说，庾信文章老更成，试试看。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