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本《振飞曲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墨绿色的封面衬着国画家唐云先生的兰花，寥寥数笔绘出了“婀娜花姿碧叶长，风来难隐谷中香”的幽韵。兰花右侧唐先生洒脱玲珑地题了四个字，“振飞曲谱”。书是曲友小钱八、九年前赠我的，他说初识昆曲哪能没这一本装门面，何况是1982年的初版，稀有得很。那时候我将它奉为至宝，天天藏在背包内，稍有空闲便取出细细翻读、轻轻研唱，从来不舍得在书上写一个字做一个记号，所以至今除了封面微微磨损，内页依然干净得像唐先生的兰花。

曲谱开篇文字是俞平伯先生写的序文，据说这篇序文原先邀约的是叶圣陶，因其时叶老多病力不从心，平伯先生为叶圣陶代拟了一首  《浣溪沙》，再由叶圣陶毛笔书写应老友之请：“鸣鹤相和后转妍，一丝萦曳几回旋。怀庭余韵快流传。  以爱闻歌成夙好，还欣度曲有新编。南天星朗八旬年。”我的忘年交宋铁铮前辈前些日子刚刚过世，当年他还是个40岁的青年，经他与好友、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商量，后转请俞平伯先生来写序。平伯先生谦虚，说自己“力不能题，而情不能却，只得勉为之”，却认认真真大费了一番心思，与叶圣陶书信往还大半个月，对序文反复推敲斟酌的文字不知超过最终千字不到的定稿多少倍。有意思的是，待曲谱出版，老人家倒不称心起来了。

昆曲曲谱传统的记谱形式为工尺谱，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等代表了不同的音阶，俞振飞认为这种方式不利于昆曲的普及，遂将《振飞曲谱》译为简谱。曲社的老先生们认真教我识过几回工尺谱，他们唱一遍，我跟一遍，可愚钝的我始终浑浑沌沌、难以亲近，简谱则是从小学的，看得明白，着实得心应口。前些年买过一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充和先生一手典雅的毛笔字书写的昆曲唱词，每个字的边上斜斜一行工尺谱，简直美得像曲中丽人，现在只当了法书藏本来摆设。虽说平伯先生在序文中对于曲谱的简谱化表示理解——为了易于青年学习，为了昆曲的前途，不过平伯先生毕竟是老昆曲人，早在1935年1月，他就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昆曲业余团体“谷音社”；1956年8月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他与夫人许宝驯一人吟唱，一人司鼓，妇唱夫随大半个世纪，必定看惯了工尺谱，积习早已难改。所以对将曲谱简谱化，他心里似乎还是有些抵触的，曾向叶圣陶倾吐：“都译为简谱，得之亦不能按节而歌。”

《振飞曲谱序》中第二段有一句：“弦索调乃元曲之遗，用七音阶，至明中叶尚存，其后寖衰，亦以水磨调法奏之，而仍用二变声，南北曲遂合，称为昆腔昆曲，而磨调之名转微。”出版时编辑粗心将“亦以水磨调法奏之”中的“调”字遗漏了，一般读者或许并不注意，顶真的俞先生却非常不悦，他苦笑着对友人说：“这‘水磨法’，不成了水磨粉、水磨汤团了吗？”还在信中跟老朋友叶圣陶申明：“‘曲谱’序文以周（周颖南）藏写本为正，其他则听之，亦不拟函知振飞。”

昆曲素有“水磨调”之称，缘由四百多年前曲圣魏良辅清柔宛转的歌声，似美人临风轻叹，如少年踏月低吟，时人叹为“水磨调”。俞平伯先生这样解释“水磨”的意义：“吴下红木作打磨家具，工序颇繁，最后以木贼草蘸水而磨之，故极其细致滑润，俗曰水磨工夫……”明代戏曲声律家沈宠绥有本曲学专著《度曲须知》，其中写道：“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调用水磨”，看来“水磨”总还需要配个“调”字。这篇《振飞曲谱序》后来分别收入1983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和1997年1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全集》第4卷中，皆有“调”字，偏偏《振飞曲谱》至今三十多年、历经数版还是俞先生口中的“水磨粉、水磨汤团”。

不止于此，1983年黄裳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为俞平伯先生编选一本《俞平伯散文》，其间黄裳将自己所选的篇目寄给俞先生定夺，俞先生1984年1月3日给黄裳寄去一封长信，信上说：“《振飞曲谱》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佳。如‘絮阁’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拙序勉徇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伤，然否？……”

同是这一封信，俞先生谈到他的另一篇文章《谈虎丘剑池》：“去岁十一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二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查《俞平伯全集》，此文如俞先生所述刊发在1985年2月的《浙江画报》上，而寄予黄裳先生的这篇底稿，我竟无意间从北京友人处买了回来。俞先生蓝色的钢笔字迹一如以往的清癯入骨，端正平实地写在社科院的稿纸背面，落款时间是1983年11月1日，末尾钤一朵小小的图章“俞平伯”，印泥同是蓝色。文章写得不长，俞先生自己也觉得似戛然而止，原打算加一段谈文中所引吴梅村《虎丘夜集》写剑池诗的文字，“以偷懒，怕噜嗦，惮‘商榷’之故”，就此搁笔了。

曾听说服丧期作书人有忌用红色印泥，而代之以蓝色的习俗。俞夫人病逝于1982年2月7日，平伯先生在《壬戌两月日记》的跋中流露了他的悲痛：“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朝永诀变生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即火葬，人去楼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1983年1月16日，他给儿子润民的信中说到外孙韦柰寄来一本册页请他写些字，印章预备用那枚“腊八生日”：“此印只于岁终用之，今年用蓝色。”1983年11月7日，他在写给陈从周的信中说起蓝印泥是上海一位友人为他购买的，“即附钤纸尾。此种印色，拟用至来年二月，以后作为文房闲玩。”从1982年2月7日到1984年2月，可知平伯先生为夫人服丧两年，蓝色印泥无疑是溅泪的花、惊心的鸟，寄托着他对夫人难掩的哀思和无尽想念。

这本由黄裳编选的《俞平伯散文》在1985年5月面世，按平伯先生的意见，除去了《振飞曲谱序》，末尾一篇是《谈虎丘剑池》。

俞振飞的学生、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认为《振飞曲谱》的问世对昆曲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无论是在我国的内地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还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振飞曲谱》已几乎成了昆曲爱好者的‘珍本’，我想，俞老泉下有知，一定会喜笑颜开的。”其实无论工尺谱还是简谱，因为它们，昆曲至今得以口口相传、灯灯递续，这才是最为可贵的。而每回打开这本曲谱，读到这篇序，每回打开书柜见到这篇手稿上的蓝印章，时光仿佛瞬间倒流，老君堂一切无恙，悠扬的笛音、缠绵的水磨调在耳畔低徊不尽。

作者：唐吉慧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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