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伯伯在家中是一个令人生畏、厌恶同时又具有某种隐秘的敬意的传说，有点像伏地魔。

伯伯与我父亲（本名严格，笔名辛丰年）是嫡亲兄弟，他们的母亲去世得早。我的另外一些姑妈和叔叔是另一位奶奶所生。我爷爷是孙传芳的手下，做过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上海公安厅长、上海卫生局长。下野后，他在法租界淡水路做寓公，后来又在家乡南通买地置业。就像巴金、曹禺笔下的那些旧家族一样，一部分子女花天酒地，败家毁业；另一部分子女怀着赎罪的心理，寻找光明。第一个出走的是我的四姑妈，年方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紧随着的是我父亲，取道上海来到苏中分区。小姑妈还在南通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最后，解放南通的时候，我父亲来到家中，带走了年仅14岁的小叔叔。

小学最后两年，我主要是与南通老家的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继母，还有姑妈们一起生活，所有对伯伯的印象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伯伯是一个败家子，浪荡子，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最糟糕的，伯伯还是一个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后来混入革命队伍，最后被揪出来成为右派，长期在农场劳改。在那样的年代，要找出一个更坏的形象，也不容易了。

我还记得刚到奶奶家的一天，旁边邻居沙奶奶来访，一看到我就大呼小叫：这个孩儿长得齐整来，眉眼儿活像他家大伯伯！然后就开始讲我伯伯的事情：抽大烟，吃花酒，争家私……沙奶奶有一个句子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婊子一车车的哟。”

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谈他家族的旧事，可能是出于一种羞耻感，也可能是不愿让我背上太多的包袱。但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令我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老革命，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伯伯一句坏话。他会满怀温情地回忆起小时候哥哥带他玩的情景。他说哥哥特别心灵手巧，会用线轴给他做小坦克，做走马灯，捏很逼真的泥人。“他真是比我聪明多了”，我父亲说。最初我爷爷给兄弟俩聘了一位家庭教师，王蘧常先生，后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的章草书法家。王先生给他们布置的作文，伯伯总是很早就写好，一溜烟出去玩，留下我父亲在那里苦思冥想。

到了父亲晚年，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回忆过去的事情，谈话的内容已经很少有禁区了。有一次父亲谈到1949年渡江前夕，他的部队在如皋江边，突然伯伯从南通城里去看他，走之前脱下手上的手表，还把身上的派克金笔给他，最妙的是留下一包棒棒糖。我爸把棒棒糖全分给战友，结果一屋子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根棒棒糖在那里快乐地吮吸。父亲说起这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那确实是大时代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小场景。

再后来，我把这个小插曲告诉小姑妈。出乎我的意料，小姑妈不但没有为之感动，还气愤地说：“这支派克金笔是你爷爷专门留给我的，你伯伯看了眼红，就骗我说小孩子用钢笔会把手写坏，他先拿去用，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我听了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头脑中顿时冒出一句网络名言：楼主真相了。

至于那块金表是从何而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父亲的部队一过江，很快就打到苏州。那是个温柔富贵乡，吃货的天堂。艰苦了好几年的父亲看到满街都是好吃的，深藏心底的馋虫被勾出来了。可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忍无可忍之际，把伯伯送的金表到当铺里卖了一块钱，买了无穷的小吃，和战友吃了N多天。

那时候父亲既不知道金笔是伯伯从他小妹手上骗得来的，也不知道他哥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带棒棒糖来是未雨绸缪，有目的的。伯伯隐瞒了他的那段历史，又参加了解放军，后又离开部队到石家庄工作。到了五七年，投敌事发，被打成右派，押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劳动改造。父亲收到伯伯的信，说他情况很惨，天气很冷，衣服也没得穿，肚子很饿，妻子远在石家庄带两个孩子，十分困难，要我父亲帮助他。当时父亲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工作，忠诚老实，组织性纪律性很强，自己不敢作主，跑到上司那里请示。结果出现了一个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听来也觉惊心的场景。

上司是大名鼎鼎的蒋峻基部长，苏中新四军中的大才子，也是南通人，平时对我父亲非常关照。他听了我父亲的话，两眼望着别处，一声不吭，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在这死一样的沉寂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默默地退出，最后硬着头皮，给伯伯寄了一些钱，一包旧卫生衣和一些饼干。听到这里，我对父亲说，你那时很勇敢啊。父亲说，也谈不上勇敢，心里其实很害怕，所以也不敢给伯伯多寄。但是从那以后，就给我伯母每月寄20元。伯母为了孩子的前途，已经和伯父假离婚了。再后来，伯母来信说孩子上学了，我父亲每月寄的钱又增加一些。父亲同时还每月给他在南通的继母寄60元，直到“文革”他自己倒霉为止。父亲当时是少校军衔，每月收入150元，他说除了给亲戚定期寄钱和间或帮助朋友外，剩下的钱还是够他花的，买书和唱片，还有他喜欢的零食。

1949年长江边上的相见，就是这两兄弟的最后一面。父亲说，“文革”后，他收到伯伯的好几封信，希望能够兄弟见面。但是父亲不但没有答应，甚至没有回信。嫡亲的兄弟，都是劫后余生，又都曾经相互帮助，为什么不愿意在气候尚好的人生晚秋再见面？父亲一直不告诉我原因，我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猜测。直到有一天，小姑妈告诉我，伯伯当年想要独占家产，把我奶奶和她的孩子们从家中赶走，是我父亲跪在他面前，阻止了这一家族的悲剧。也许，这就是父亲心中永远无法克服的阴影吧。

父亲去世后，我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伯伯在1988年写给他，他没有回的信：

二弟：

四九年如皋城里一晤，近四十年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最近，与方易通信才与小妹联系上，也才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去年小吕（我的儿子，你的侄子）出差去南通，带回来你的照片，你的头发白的不少了……

现在我考虑，在冬季以前，如我体力尚能支持，准备到南京，到上海，然后回南通老家一次，跟阔别几十年的同胞手足聚会一次。这是我的计划，近七十的人了，能否实现？很难说……

谈谈西门房子的事。无非那几间房子，我的意思是按照合情（手足同胞）、合理（实际需要）、合法（依法解决，不留后患）的原则早日解决。至于我，我从对弟妹们的内疚出发，早就表态，我放弃继承权，一切由弟妹们处理，我不介入。最近，我又出具了一个“放弃对父母遗产继承权”的正式书面意见书……

再说严锋侄的事，前几年我就看到南通报纸发表的关于他高考以及考研究生的报导，兴奋快慰之极。当时我还在教书，将此报导交学校打印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我没说是我侄子）分发给学生们，作为激励上进的思想教育材料。最近接四妹来信，说她在沪曾去严锋处，印象极好。孩子勤奋好学，不慕虚荣，艰苦朴素，太好了。我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

（啊，伯伯！）

该谈谈我这30年的事了。我49年在上海考入三野特纵特科学校炮兵科，后历任文化教员，文教助理员，秘书等职。54年转业到石家庄任中学教员、组长。58年错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共在里面呆了21年。

79年改正，推倒原结论，未留尾巴，恢复原职原薪……

我是以讲师待遇办退休的，你嫂嫂今年评了高级讲师，你侄子单吕在厂里担任副职领导，总的收入还可以。单吕多次跟我表示，父亲错划为右派的那些年，叔叔给咱们很大照顾，孩子们很感激叔叔（这些情况我原先都不知道，后来慢慢地知道了，最近从瑞荷信里才全知道的）。所以，孩子让我问叔叔，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

大哥承晞（严正）1988.10.6

（2013年8月12日文汇报“笔会”刊发）

作者：严锋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