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已有确切纪年；在此之前，也已经有大量青铜铭文和甲骨卜辞可以上溯至殷商之世；再往前，出土文物已经可以让许多考古学家确信夏朝的存在（尽管仍有争议）。夏朝之前，华夏文明当然还有更早期的历史，这也已经有大量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不过在这个漫长的早期阶段，既无文字可以提供文献依据，也很难获得确切的年代（碳14测年技术仍然只能给出一个年代区间）。

然而，恰恰是这个漫长的早期阶段，吸引了许多历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极大注意力，他们在这个领域投注了极大的热情，试图建构这个早期阶段的历史图景。这方面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著述。张远山的《玉器之道：解密中国文明的源代码》（中华书局，2018）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为什么这个领域会吸引大量专业圈子外的历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

实际上，这个领域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历史学教授和博士们主动让出来的。在这个领域，大量著述都仅限于考古发掘报告。但这类报告通常不会尝试建构华夏文明早期历史图景的宏大叙事，只是就事论事地报告我们挖到了什么器物，以及这些器物的年代、可能的用途之类。为什么这个圈子内的学者很少尝试建构早期历史图景的努力？因为在这个既无文字也无纪年的阶段，存在着太大的不确定性，几乎不可能获得被业内同行认可的确切成果。

但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就意味着巨大的建构空间。早期文明这个猎场，虽然很多人不屑进来狩猎，圈外的学者鼓勇进入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里既不会遇到“正规军”的竞争，也不存在太高的专业准入门槛。于是，一场场圈外的“学术”狂欢就接踵上演了。对于这类狂欢，圈内的历史学家自重身份，大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或不屑一顾，或三缄其口。

华夏文明的早期图景，当然值得研究。一些学者和爱好者的努力，不管成果如何，至少这种努力是值得欣赏和鼓励的。不过，这类努力也确实有一些常见的问题，诸如主观武断、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转移概念之类，妨碍了成果的确立，或制约了成果所能达到的高度。

《玉器之道》一书，有宏大的抱负——“复原华夏知识总图，贯通华夏八千年史”，也有一定的逻辑结构。上编“玉器三族的玉器原理和天文之道”，凡五章，以第一章“玉器三族，用管窥天”为基础。下编“玉器之道的上古传播和后世影响”，亦五章，以首章“华夏万字符是四季北斗合成符”为基础。故欲判断《玉器之道》全书的立论能否成立，首先要考察上述两章（全书的第一、第六章）所论能否成立。

先看第一章。作者论证了这样一件事情：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制、石制、玉制的管状物（最后发展为玉琮），是古人窥天所用；而各遗址中出土的牙璧（三牙或四牙），则是与窥天之管配套使用的仪器。作者设想：窥天之管外面套上牙璧，就构成了古书中所说的“璇玑玉衡”，即最原始的浑天仪。作者断言：使用窥管+牙璧构成的“璇玑玉衡”，首先可以确定北极，其次可以根据“璇玑四游”确定每年的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最后还可以根据由牙璧充任的“游仪”上的刻度来测得二十四节气。

这个设想听起来头头是道，关于窥管和牙璧也引用了各种考古发掘报告，给人以“言必有据”的感觉。但事实上，作者关于窥管+牙璧构成的“璇玑玉衡”的用途设想，是不符合天文学常识的。

北极是天球上一个人为想象的点，在这个点的位置上，并无古人肉眼可以看见的任何星体，所以古人只能在真正的北极附近寻找一颗星来担任北极的象征物，这就是  “北极星”。在视觉上，北极星会绕着真正的北极作圆周运动。将一根有一定直径的窥管指向已知的北极附近，确实有可能看到北极星在管壁内的圆周运动，但这不仅需要预先知道北极的位置，并且窥管还必须被架设在相当精密牢固的支架系统中，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考虑到北极的地平高度是一个随着地理纬度而变化的数值，这样的支架系统就需要更多的前置知识，但现有的考古发掘并未提供这样的支架系统在上古时代的任何踪迹。

更大的问题是：作者设想的上述“璇玑玉衡”，本身不具备发现和测定北极的任何功能。先民怎么知道该把这样一具“璇玑玉衡”指向天空中的哪一处呢？而事实上，古代中国人留下了确定北极的具体方案，它被详细记载在《周髀算经》卷下，使用的工具则惊人的简单——只要一根垂直于地平面的直立杆子（表）和一根细绳。这远比《玉器之道》中假想的窥管+牙璧的组合简单易得，却有着后者根本不具备的确定北极的功能。

此外，在关于窥管+牙璧的“璇玑玉衡”的设想中，作者也难免用假想来填充细节，例如关于牙璧“游仪”上的“刻度”，作者就未能举出任何实物证据。而依靠书中所举出的那些牙璧实物，不可能获得关于两分两至的信息，更不用说二十四节气了（那时候先民应该还不知道二十四节气）。

所以我觉得本书第一章的论证无法成立。

接着再来看第六章。这一章主要论证，中国古代的万字符（卍），是依据北斗七星在四季天球上所呈现的不同方位的星象，加以抽象、组合而成。这个论断成立的可能性要比第一章的论断大一些，至少它没有像第一章的论断那样和天文学常识发生直接冲突。但在建构和论证过程中，仍然不无瑕疵。

在本章之首，作者给出了万字符生成过程的示意图，还特别标举出“张远山解密”。但图中与北斗七星对举的“北极七星”，不仅这种组合在传世中国古代文献中向无此说，而且对于作者论证的万字符生成过程来说也无必要，纯属多此一举。

▲万字符传播图

认为万字符是由北斗七星天象抽象组合而成，虽然和天文学常识并无冲突，但如果不是出于对“天文之道”的主题先行的偏爱，完全可以设想用其它在古代同样“高大上”的事物来组成万字符，比如用中国古代的“矩”（L形的直角尺。这在《周髀算经》中可是一上来就特别介绍的测算天地的神器！）。以四个矩拼成一个万字符，就比用北斗七星天象更直接、更简单、更有说服力。

总体而言，本书认为天学在中国上古文明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个结论其实我是接受的（1991年，我在拙著《天学真原》中就论证了类似的结论，只是仅限于“三代以下”，未涉及上古）。可惜此书的论证过程也未能令人满意，说服力不够。

不过，我并不主张因为  《玉器之道》书中有一些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此书。这就要谈到“探索中国上古文明的正确路径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了。

事实上，由于主流学术界的保守和谨慎，他们并未用有力的、成功的实例向人们昭示这样的正确路径。既然他们将这一片广袤的猎场留给了非高校和专业研究所的历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那就应该乐见后者的驰骋和狩猎行动。如果狩猎不成功，比如一箭射偏了，或是一箭没射死猎物，也不必嘲笑狩猎者。当然，如果他们只是暗中嘲笑，说你看看这些业余的人都在瞎搞什么呀？那人们也没奈何。

对于探索中国上古文明来说，迄今并无一个现成的、公认的正确路径，所以大家都处在探索过程中。《玉器之道》所代表的做法，是用假想来补足材料和证据的空缺，在此基础上试图将华夏文明的上古历史拼贴出一个合理的图景来。由于材料和证据明显不足，所以建构空间十分广阔，必然导致不同的拼贴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是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也不是近年才出现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个世纪前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或姚大荣的《世界文化史源》（未刊），将会对他们书中所呈现的大胆想象力叹为观止。

如果我们的教授、博士和研究员在“正业”之余，也愿意关注一下历史爱好者们的研究，能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评论一番，那当然更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华书局出版《玉器之道》这样大胆探索的书，对于促进学术繁荣仍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江晓原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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