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天下称胜，而吾邑钱澄之独斥其工于作伪。钱氏《黄檗山居记》云：“吴中人好堆假山以相夸诩，而笑吾乡园亭之陋。予应之曰：‘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惟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钱氏青年游吴，与复社诸人多有往还，并与陈子龙、夏允彝结“云龙社”。想来是吴人山水林园的优越感，激起他的乡土自尊，经常与吴人“争真伪是非”，晚来为文，还特别补上一笔。

据钱文，黄檗山居在城西北十余里，位于龙眠深处之黄檗岭。那里，也孕育了家乡的母亲河——龙眠河。河床很宽，加上水库的拦截，除了春夏之交的丰水季，河水被分散成数十股水道，纵横交错，中间是大片河床，裸露着沙滩或鹅卵石。记得少时顽劣，约小伙伴在河滩垒坝堵鱼，也从石缝里掏过螃蟹。顺着龙眠河向上，是镜主庙水库。在河岸边望去，大坝有六七层楼高，数百级台阶，是小伙伴们比赛脚力的天然赛场。登上坝顶，粼粼波光扑面而来。由于群山的环抱、切割，湖面算不得浩阔，而是蜿蜒曲折，幽深森碧。森碧是一种安静并带点忧伤的色调，而幽深里藏着神秘。那时流行武侠小说，本土有位作家，写过一篇《龙眠大侠毛栗果》。春天来了，我们去山里找大侠。沿着坝顶向北，翻越几座山坡，就是水库的另一边。夹岸山翠如嶂，中间是宽阔的峡谷，沿途涧流潺潺，林木丰茂。谷口的崖壁，横斜着巨大的岩石。远远的是人家村落，土地平旷，有农人三三两两，荷锄而过。山溪消失在林木深处，毛大侠了无踪影，我们坐在残损的石磴上发呆。大侠，也许还在深山更深处，在少年的凝望与遐想中。

彼时，我的乡邦文化知识，仅限于桐城派几位作家，以及宋代那位画家，龙眠居士李公麟。岂知坐下的石磴，许是黄檗山居的一处台阶，那谷口所在，或即“有石关曰容谷”之“容谷”。《黄檗山居记》云：“岭回合，仅一径折入，才堪侧足，石壁巉岩，下临深涧。既至，旷焉平衍，有田百余亩，大壑奔注，沟塍周匝，争汇于山口而出，喧豗有声。”回想当日所游，若合符契。

与很多名胜相比，黄檗岭一带算不得出奇——凡山环谷折，岩立涧注，大多如此。是以邑人日游其间，曾无惊怪赞叹者。然而，山水之美，往往因其人事，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设无李公麟，山川虽如斯，当无龙眠之名（李氏之前历代地志，均无“龙眠”之称），亦无龙眠之韵。明清以降，龙眠别业渐多，在山水之外，吸引文士聚居的，便是其文化遗韵。“出门交鹿豕，遗迹记苏黄”（左国斌《吊龙眠》），“他年点染公麟笔，惟有龙眠画不如”（马敬思《游龙眠经左氏别业》），是名士的文采风流，是《龙眠后游记》《黄檗山居记》《黄柏山房记》《游碾玉峡记》等山水名篇，将深谷苍岩、溪泉涧瀑等习见的山景，渲染成世外佳胜。

黄檗山庄，居龙眠之要，本为邑中望族方应乾别业。崇祯七年八月，桐城民变，起事者数百人。据时任应天巡抚张国维《抚吴疏草》，起因为宦绅不法，鱼肉乡邻，激起民怨。方氏主仆，尤为乱民所憎。变乱中，不仅方氏在城中的家业被劫掠，其城外别业，也遭焚毁。乃至“遗址故甓，铢寸不可复见”（《黄檗山居记》）。方氏后来移家金陵，将别业宅基畀外甥姚文燮，姚氏营“黄柏山房”（即钱文“黄檗山居”）。姚文燮为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云南开化府同知，吴三桂叛，陷乱，乘隙逃遁。滇事平定后，乞养归，于龙眠筑黄柏山房，以匿影避世，并奉养老母。钱澄之在明末依弘光政权，投身抗清，明亡后隐匿家乡，与邑中名流贤达多有往还。姚文燮新庐成，邀其游观，遂有《黄檗山居记》。姚氏另有《黄柏山房记》叙其事。

姚氏之《山房记》，笔墨多在四周山水风光，所叙楼台亭阁，为乱前方氏所筑，获自邻翁之口。据《山房记》云，大溪从西来，澎拜荡击，怪藤悬壁，石磴盘曲。山房左庑乐耕堂，垒石为基，“凭栏若楼阁。尽山之苍翠幽诡，无不俯视”，堂右有斗室曰“半龛”，堂后有楼曰“嘉越”。前后也就这么几幢。略微奢侈的，是方氏将院墙外的几十亩田地，引渠以为湖，“日引胜侣坐画舫荡漾中流”。姚文燮复修，尊姚母所嘱，形制更简，不及先时十分之一。姚母时年八十有四，安车来游，谓文燮曰：“我五十年未至此。山川面目如故。当时楼阁不必问，今汝所为，正自佳，毋事蹈袭。山水间贵适意，亦适其在我者已耳。”（《黄柏山房记》）山川不改，旧时楼阁成墟，足见人事无常，是以不必在厅堂楼阁处费力。故姚氏筑室，“相其形势，为梁之、沼之、亭之”，“倚山而楼，以奉太夫人板舆游息其中。左侧最古园，有轩豁然，设几案，书史傍列……”（《黄檗山居记》）依势而为，将人力缩至最简，不过是占一处天然山水。至于山居，取其适意，蔽风雨而已。

姚氏之山居及其归隐，实乃陶渊明式的平民之隐，其山朴茂，其居如常，以最安静的方式，在山水间筑一方小巢。不惟黄柏山房，被邑人赋予绮丽想象的龙眠山庄，其址所在的双溪村，也就是山水清秀的平常山村。只是画家与诗人们，久居生情，用丹青与平仄，咂摸出隽永的滋味。吾邑明清最出人才，士绅告归，于城中或郊外卜宅，小小四合院，多不过两三进。是以城中老宅遗迹甚多，却难觅苏州那般精致的园林。一者平居里巷，宜居足矣；一者裁山理水，作富贵优游，显然异趣。钱澄之谓之真、假之别，并引申道：“作伪虽工，久而必败，吾见更姓之后，高台倾而曲池平，向时丘壑之玲珑，问其处，无有能识之者矣。岂若吾乡山水，虽经丧乱，化为榛墟，后有更起而治之者，山水固在也……”与姚氏太夫人之见，如出一辙。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山不会塌，河不会涸。龙眠居士们，在自然中寻找永恒，在真山真水间憩息身心，视红尘中的人事代谢，犹若浮云。钱澄之与姚文燮，一位是抗清的义士、前朝的遗民，一位是当朝的进士、致仕的乡绅，却无妨情投意契，诗酒唱和。其实，钱澄之晚年，效法陶渊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诗风冲澹、浑朴，未必有多少遗民情结；姚文燮致仕后，写诗、作画、注书，也未必有新朝新民的意识。明清之交，桐城文士在新旧两朝间的切换，颇为自然。如文燮族兄姚文然，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三年，选国史院庶吉士；黄柏山房前主人方应乾之弟方拱乾，崇祯元年进士，入清补宏文院；左光斗为大明忠良，其三子左国林却于顺治二年应举……相比之下，吴地的文人们，就激烈得多。钱澄之的早年同道，陈子龙、夏允彝，还有晚一辈的夏完淳，师徒父子，一个个以身殉明，连遗民都不屑做。

也许，在乡贤们看来，当满人推行汉化，尊孔孟，复科举，夷夏区隔自宜冰释。明也罢，清也罢，一样的圣贤文章，一样的当差养家。更何况，家乡有佳山水，笃定地等在那里，远比帝王年号牢靠。“盖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黄檗山居记》），龙眠山深幽依旧，龙眠河千古长流，这一片山水，自有生生之道。而苏州园林出自人工，太精致，太讲究，耗尽了人间心血，也就有了太多的执念和坚持。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当龙眠山新旧朝的文士们同席把盏，几百里外的苏州，那个唯美到偏执的园林艺术家，诗人、画家文震亨，决绝地投向阳澄湖，被人救起，仍去意坚决，几天后绝食殉国。文氏著《长物志》，满纸的“必”“须”“不可”“忌”：门以木为格，湘妃竹横斜钉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栏杆须木栏，柱不可过高，亦不可雕鸟兽形；帘用湘妃竹，须温州产，忌花鸟纹；石板桥忌直角转弯；琴囊须用古织锦，琴下不可系红绿流苏……最终，愤然玉碎，也要践行完美主义者的“不可”。

越精致，越刚烈；越疏放，越通达。文氏自有其高贵的精神价值。而龙眠的文人们，寄身人力无从施为的大自然，于人事看得寡淡；有真山真水，毋劳技巧经营，也就少了计较；看透名目变幻，便少了执念……是一方水土的涵容，成全了一方人的拯救与逍遥。

风土关系着人情，龙眠山水，便是龙眠乡风。先时，吾邑乡里待客，山粉圆子烧肉、火烘肉、辣椒炒干泥鳅，红烧鲤鱼块，用土得掉渣的蓝边碗，一大盆一大盆端上来。和苏杭沪雕花细瓷的小点心比起来，也是焦大之于林黛玉。余寄沪上，曾因之颇增愧恧，及闻钱澄之高论，豁然开朗。但得大快朵颐，何须金盅玉盏。乡风如此，实因风土如是。那是龙眠深处，粗茶淡饭的山居岁月，是疏野浑朴的大自然，涵养出的别样滋味。就像那山上的小兰花茶，粗枝大叶，品相拙朴，可是持久经泡，回甘绵长。

作者：李 翰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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