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山图 黄公望

说到中国诗歌的分类，今人都会想到王维的山水诗，孟浩然的田园诗，李白的送别诗，王昌龄的宫怨诗，杜甫、白居易的讽谕诗，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的确，从这种分类现象中，是很可以看出中国诗歌的一些门类，或是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些诗歌创作题材。

其实，不仅诗歌有分类，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流变中，一些大的文学品种几乎都有分类现象，只是分类的名目不同而已。如小说除了在语言行文上有白话与文言之别，又有题材内容上的分类，如讲史、公案、武打、灵怪、仙鬼、烟粉，言情中尚有世情小说、艳情小说等。散文中则有序跋、奏议、表状、游记、墓志铭等，每一文体都与内容门类相关，天然吻合。诗则不然，一首七绝既可咏史，也可咏物，或写边塞、闺思，各类题材无施不可。然而，中国诗歌的题材分类究竟起于何时，却很少有人关注。

虽然中国的《诗经》就有《风》《雅》《颂》三大组成部分，后人或以为三者各有不同作用，“风”为教化之用，“雅”言王政兴废，“颂”美王之盛德；又以为此三者因诗之音调不同而分。总之，皆与今人所说的题材分类相去甚远。西汉设立乐府机构，乐府诗大兴，文人自作的《古诗十九首》等，远不如汉代乐府诗数量之多。后人所写的许多乐府诗，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王昌龄和李颀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都是仿汉乐府古题而作。这些不同的乐府虽然有各自不同的主题和情绪，却有着固定的模式和格局，再加上音乐的掺和，特别是到了盛唐，很多诗人写古乐府已摆脱了原有的格局，用乐府古题表现当代生活和亲身经历，如《燕歌行》本写女子思念远行丈夫，但到高适笔下，却成了当时唐军与边疆少数民族激战的场面，悲壮激烈，主题内容分明有了变化。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题材分类仍有区别。

根据我个人的考察，中国诗歌真正有着今天意义上的题材分类，应该起始于汉魏之后的两晋时期。如西晋之初，先有张华的《情诗》和《励志诗》，潘岳的《悼亡诗》，傅玄的回文诗，左思的咏史诗和招隐诗，其后又有刘琨的赠答诗，郭璞的游仙诗，孙绰的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和隐逸诗。稍后进入南朝，又出现了谢灵运的山水诗，梁代的宫体诗、艳情诗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有十几个门类，具有一定规模。

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集中出现这么多以题材分类的诗歌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次；其次，这些分类的名目，如田园诗、山水诗、情诗、励志诗等，与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分类，从指导思想、基本理念、理解和接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自名目确定到题材内容完全一致；再次，这些被命名的诗歌题材，不仅在后世得到流传和认可，而且还不断地被后代诗人所沿用，如潘岳写悼亡诗之后，元稹就写有《遣悲怀》《离思诗》等悼亡诗，李商隐也写过不少。直到清代的朱彝尊，也写了一些缠绵悱恻、真挚动人的悼亡诗。自左思写咏史诗，后世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也多有咏史之作。陶渊明写田园诗，孟浩然、范成大等也多有之。谢灵运被视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后来的谢朓、王维等也被视为著名的山水诗人。除了游仙诗和玄言诗，其他各类题材几乎都有传承和发展。

而事实上，中国诗歌的题材分类，也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延伸的，如隋唐之际的边塞诗、初唐之际的咏物诗，乃至后来的宫怨、闺思、讽谕、节令、送别、怀古等，都是在晋人的开创之下发展繁衍而来。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仅各种诗体兼备，同时也是各种诗歌题材众多繁荣之时。门类从以往的十几种，一下增加到五十多种。宋、元词、曲繁兴，诗歌题材并没有太多的增加。

正因为唐代不仅诗体众多，而且诗歌题材门类丰富，故后人论唐诗也多从这两种方面入手。如明人焦循就曾说：“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此从诗体着眼者；宋严羽则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此从诗的题材着眼。各有高明处。

只要稍加留意，还会发现，后人选唐诗或宋诗，最常见的不外乎两大体例，或从诗体，或从题材。如坊间最流行的唐诗经典选本《唐诗三百首》，便是以诗体的体例来编排的，先古体，后律绝；另一本同样流行的唐宋诗合选本《千家诗》，则是以诗的题材的体例来编排的，内分时令、节候、百花、竹木、音乐、人品等十四类，故书名全称为《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其以诗歌题材分类之意一目了然。更妙的是，倘再往上追溯，中国早期的文学选本，几乎多以诗题分类的体例来编排的。如中国最早的文学选本《文选》，虽诗文辞赋并选，却都以题材分，共分为三十八类，其中诗歌分类便有咏史、赠答、招隐、行旅等。究其原因，恐怕当时诗歌的题材品种已有相当数量，不分类不足以厘清个人的强项；再者，彼时已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不少人也有分类的观念和习惯，即使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分为德行、豪爽、雅量、任诞、贤媛、汰侈、俭啬等三十六个门类。这种分类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人也好分类，中国古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均成于北宋。故宋人所编诗集诗选，如《乐府诗集》《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等都以诗题分类，即使是宋元之际方回所选评的《瀛奎律髓》，也是如此，并成为这方面的典范。直至周弼《三体唐诗》的出现，才开始了以诗体为体例的编排模式。到了明代，一些最著名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归》、李攀龙《唐诗选》等，无不遵照以诗体分类的编排模式，先五七言古诗，后五七言律绝。以致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些传统经典诗选《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今体诗抄》《唐宋诗举要》等，莫不如是。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过一个以题材分类的诗歌现象和过程，只是由于后来诗体形式的剧增，反把这一分类现象给淡化和湮没了。中国诗歌自四言而骚体，而五言，而五七言杂体，而五七言律绝，而词，而曲，而明清时调，而白话新诗，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诗歌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诗歌题材门类不断扩大拓展的过程，而两晋，正是一个开始。我们只有将这二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二千多年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

作者：孙琴安
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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