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国人虽尚无自由旅行之便，但学者们出国的机会开始多起来，开会访问，交流参展等等，中日学者间的往来颇为频繁。我们客寓东瀛，稍谙地理人物，老师同学朋友来日本时，往往光临寒舍，蓬荜真的生辉。我们自任驻日办事处办事员，接机送机，公干之余陪着观光购物，鞍前马后，不亦乐乎。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外子的客人中，历史学界学者来得最多。本是无缘接近的人，在国外得到走近的机会。坚硬的学术内容背后，那些有故事有热情的人，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价值。

王文楚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个子不高。那年来时，估计西装是新赶做出来的，穿着还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不穿西装的话，他就是你在上海街头很容易碰到的那种和善的小老头。陪着外面行走，王先生风物景致看得很认真，对日本学者做学问、过日子的方方面面问得也很详细。当时中日间生活水平差距不小，王先生听完说明，大多数时候颔首不语，偶尔摇摇头，叹息一声。一日家中便饭，我做了黄油煎三文鱼，蘸着蛋黄酱吃。王先生不习惯盘腿坐榻榻米，就坐椅子上，身子比放菜的桌子还高，一下一下弯腰夹菜，不以为苦。外子笑：大马哈鱼，据说要部长级才能吃到。王先生道：阿拉小辰光常吃呀，后来才吃勿到。

这位面容和善的老先生，1949年前是养尊处优的“小开”，三文鱼当然不在话下。也因为是小开，小时候曾经被绑过票，问起，说关在申江饭店（今天的扬子饭店）里面，父母交了赎金，绑匪就把他带到饭店外的马路上解放了。听者惊心动魄，本人却风清云淡：倒蛮讲信用呃。说别人的故事一般。

邹逸麟先生（右）在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先生（中）家里

邹逸麟先生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达十年，还曾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日本朋友说，哇哦，国会议员级啊。记不清邹老师来过日本几次了，感觉大概隔两三年就会来一次。有一次因为出国手续阴差阳错，会议的前一天还没拿到上级批复。会议当天他拖着行李去市外办，想拿到批复就直奔机场，结果上面坚持“规定”不予通融，邹老师终于未能成行，我们这边也就无机可接了。

巧，邹老师也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小开”，头发随时梳得齐齐整整，衣服挺括，背伸得直直的，声音浑厚，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优雅劲儿。师母端庄美丽，两人在一起——学生辈这么说虽然大不敬——真的画一样。有一年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看邹老师，被两位老人的温和可亲感染了吧，告辞时孩子竟不肯走。邹老师看我们还要去办别的事，就说，小人放我这里好了。等回头去领孩子时，一老一小再加师母，三个人一地的玩具，玩得正高兴呢。离开时快深夜12 点了，邹老师依然笑容可掬：好白相，再来啊！这事长大了说给女儿听，她感叹说，国会议员级的Baby-sitter，太高级了！

邹逸麟先生和日本学者在一起。右一为本文作者

邹老师的学问我不懂，但他的兴趣、关心事远远不限于学问，所以我们聊起来一点不“隔”。离开学问，离开史地所的杂务，他说起1940 年代上海话剧史无前例的繁荣，说起抗战胜利后在大光明、国泰追看首轮好莱坞影片：哎哟，有劲哦！少年时的记忆是鲜明的，他仍然能用英语说出那些电影和明星的名字。我读过话剧史，读过中国电影史，邹老师就是那段历史中的观众啊，他让历史变得真切鲜活。

他问我：黄佐临还导戏吗？（黄佐临抗战时期在上海剧坛非常活跃，导演的《梁上君子》《夜店》等都很卖座，时与吴仞之、费穆、朱端钧并称 “四大导演”。）现在好莱坞明星啥人最红？多年不看小说了，最近什么小说好看？日本年轻人现在听什么音乐？他说话时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不插话，静静听完才说：格么……

再有一巧，复旦历史系毕业的王文楚先生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邹逸麟老师，年轻时都被分到了北京，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们说，工作环境是好，但生活不习惯啊，所以总想着往南调。1957 年，受吴晗邀请在北京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先生回复旦继续编图，便把两个年轻的南方人带着一起雁南飞了。两位先生从此落脚复旦，潜心历史地理研究，干了一辈子。

王妙发陪同谭其骧先生游京都岚山

话说谭先生，外子王妙发出国前是他的工作助手，我由此得知老先生的一个雅趣：爱听爱唱昆曲。谭先生和周有光夫人张允和熟，他们时常电话、书信谈曲论艺，周夫人在北京主持的“昆曲研习社”，有不定期出版物，每期都寄给谭先生。一直到晚年，谭先生还每周一次约上海昆剧院的笛箫师来家拍曲，兴趣盎然。1992 年夏，我代外子去华东医院探望病重的谭先生，谭先生迷迷糊糊中可能认出了我，突然泪流满面。那以后不多久，先生就仙逝了。愿天国也有先生心爱的昆曲。

2021/10/08 于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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