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作者的母亲百岁生日，母女俩和世界各地的亲友连线庆祝。

母亲已过百岁了！活过了有历史、有故事、有晴雨风霜、有喜怒哀乐的年月，人生的阅历和历练造就了她的淡定、睿智、坚韧、容忍、大度……

我今年也七十七了，步入老年才意识到眼下我没有人生大计、也没有时间表，人生的甜酸苦辣也都试尝尝试过了，目前想看的、想做的、想听的、想写的……都由兴致所致、随心所欲即兴决定。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颗定心丸——我的母亲。

回想起来要从孩童时期述起：我五岁时由国润幼儿园直升国润小学一年级。国润是上海虹口区私立小学，创办人是我外公巫惟润，校长巫惠淑是巫家长女——我的母亲。母亲一直没有教过我班上的课，只有一学期她要给请产假的老师代课，在我班上教“自然”。学校的期终考试要到了，我拼命在家温习功课，晚上困倦得直打瞌睡。母亲就在灯下出第二天自然课的试题，她装着没看见我。照顾我的姨婆（外婆的姐姐），看我熬夜熬得辛苦，就劝妈妈把试题先给我看一下，结果她不但不答应，反而对我说：“即使我给你看，你也不应当看。作弊是不诚实的行为，念书不是光为了分数，将来得益是自己的。”第二天自然课期终考，我考了全班唯一的满分。班上同学怀疑我在考前作了弊，当面冷嘲、背后热讽，我是有理无处评，因为一评理就要我母亲作证。我无故受冤屈，只好请求母亲不要到我班上来教课，这点要求她也没答应，说：“只要自己行得正，不应当理会别人怎么想，问心无愧就好！”母亲要我心安理得，是记忆中最早咽下的定心丸。

作者（左一）和外婆戴廷佑（左二）、母亲巫惠淑(中后)、弟弟江山(中前) 、外公巫惟润（右二）、弟弟江秀，摄于1954年。

1954年我八岁，外公被逮捕，母亲被罢免校长职务留校任教，左邻右舍以及同学，似乎都在议论，那种神秘的表情，压低的声音，指点的手势，对我是一种压力和羞辱。外公定罪“历史反革命”判十年监禁。上小学最后的两年，我尝尽了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比旁人低几等的滋味。回想十岁时， 我那么急切地要“逃”离我酷爱的上海去北京舞校住读，是因为“逃”可以使我甩掉那沾在我脸上的污点，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摆脱掉那令我感到羞辱的环境。在北京舞校的新环境中，我将又可以抬头、直腰，一身清白。为了我十岁要离家，召开了大家庭会议，在众口一词反对的情况下，母亲要我表态：“大家的意见她都听到了，还是看小青自己的意思决定罢。”我愧疚地低下头：“我要去北京。”“好！”母亲轻声的。

半年后1956年的初冬，母亲带着我两个弟弟到北京来看我，住了近一个月。那个月适逢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民间表演艺术汇演”，各省的精英和各类形式的剧目，都琳琅满目地呈现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剧场中。舞校特意调配了学生的作息时间，好让我们观摩演出，我母亲也乐此不疲地趁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随着校车和我一齐到各剧场中大饱眼福。

母亲离京不久，十分意外地我收到了她由香港发出的家信。信中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促使她最终选择到香港定居的原委，并说她来京的原意是准备带我一起到香港与父亲团聚， 令她改变初衷的原因是觉得舞校教育环境使我独立，各方面都很健康，将来去留香港的问题应当由我自主决定。

1957年夏，作者与母亲在香港。

将要迈进六十年代，我开始了舞校第四年的学习，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吃得极简单，白菜汤和酱咸菜是主要副食品，粮食定量，主食大都吃杂粮，鱼肉很稀罕。我第一次尝到饿得慌的滋味，营养不良导致严重浮肿。母亲知道我吃苦头了，从香港定时寄些奶粉、砂糖之类的营养品，但我不想与众不同，断然拒绝。她揣摩出我的口是心非，照寄不误。收到后我也只敢在夜深人静熄灯后蒙在被中吃，饿极时可以一口气吞咽下一大罐拌了砂糖的奶粉，吃到恶心才住口。收到定时寄来的营养品成了“饿得慌”时期的定心丸。

我在《往时、往事、往思》书中，“两镜之间”一章中这样写：

十六岁那年，离开了北京舞蹈学校教室中那些熟悉的大镜，照不着自己，我失落了。在舞校六年以来对镜练舞，已由习惯成自然。在镜中，我看到了重心的正与斜、动作的优与劣，只要紧盯着镜中看，我就能稳稳地掌握住平衡。一念之差，最终迫不得已为弟弟们出国留学的前途，而答应留在香港，照不到大镜我迷失了。母亲看我对一切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苦口婆心跟我谈：“你才十六岁，要学什么都还不晚，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呢？”“哪有什么将来？”我怨恨自己无力挣脱血缘和亲情这些传统的道德观紧箍在我脖上的枷锁，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将来”——舞蹈。

作者（右二）在舞校一年级上芭蕾课。

1963年，加入李翰祥导演成立的香港国联影业公司，编舞兼主演黄梅调影片《七仙女》，使我从此“入镜”，上了银幕。

第二部由我任女主角的黄梅调影片《状元及第》，仍由李翰祥执导。台北上映的头一天，打破了有史以来中外影片票房收入最高纪录。

江青（左一）和钮方雨主演的《状元及第》（1964）剧照。

“国联”后台是新加坡“国泰”机构。国泰想打铁趁热，邀我随《状》片去新、马地区登台演出以扩大声势。当我知悉李导演同意了国泰的计划后，十分恼火地去办公室找他，他面有难色，无奈“国联”经济上依赖“国泰”。最后，我向公司提出条件：母亲要随我同行，国泰马上同意了。有母亲同行“定心壮胆”，1965年底开始在新、马“南征北战”，七十五天的登台演出行程中，每到一地，全照惯例安排了影友俱乐部欢迎会、记者招待会……永远是同类、无聊、乏味的问题。自小深知自救的重要，于是安排在演出中间和母亲一起游山玩水寻开心。后来在吉隆坡演出时，发现有一位很好的印度舞老师，在母亲鼓励下，立刻学起我以往没接触过的印度舞。对我，随片登台是一种时间浪费，如果能学些有趣而有益的知识也是一种补偿。每次学舞时，母亲在旁拍了许多照片，帮我记录下舞步和要领。

回想起来好像这是我年轻时跟母亲日夜相处的最长一段愉悦时光。

登台结束回到台湾当年，或许是鬼使神差罢，我二十岁闪电结婚。父母在香港从媒体上得到号外消息后震惊不已。昏头胀脑的我竟然完全不作解释，只到第二年春天，产前三天，因为无钱付住院产费，只好匆忙回香港娘家。不记得当时怎么撒的谎，应当是推说投资做生意周转不灵，因为我后来几年，包括抵押父母房地产都是用同样的托词。在我危急之时父母没有多问一句话、一个字，送我到香港养和医院检查生产。产后我留在娘家坐月子，有母亲陪伴照顾当然心定，但当时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敢吐露半点实情，避免父母伤心。

从小好强、要面子、任性，完全理想化的爱情婚姻观，让我吃足了苦，但为了孩子只得认命。痛苦的婚姻，繁重的家务，使我疲惫不堪。尤其是望不到头的债务——积压下来的赌债和欠下的片债，从结婚第一天起我没有过过一天不是负债的日子，当然必须承认“恶果”是自己渐渐栽培出来的。

1970年母亲知道我已正式签字分居，带着三岁儿子生活，就从香港到台湾来照顾我。结果，前任为了怕离婚的事实真相暴露，会毁坏他的名誉和事业，而挟持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上演了那场自编、自导、自演、蓄意制造成由于第三者介入，导致婚姻破裂而轰动社会的绯闻。惊恐、苦涩、屈辱、心寒、绝望……我到了要完全崩溃的地步。为了不使自己被打得趴在地上，决定“逃”生——出镜、出境。走前父母惊异地发现，在我主演了二十九部影片之后，竟然没有能力购买一张赴美单程机票。

母亲日夜守护、开导我，但具体她讲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也许当时在极度沮丧中什么都听不进，隐约知道她去过俞大纲老师家寻求意见。后来俞大纲老师给我的信中提及：“你的妈妈也有信来，我尚未作复，我觉得你的妈妈真是个伟大的女性。”最令我不忍的是，眼见母亲由于压力、困扰、失眠，一天天消瘦下去，在我离开台湾前十天中，她的体重竟掉了三十磅。上机前对父母无限歉疚地说了我一辈子中对他们说的第一次“对不起”！

到了美国洛杉矶，从拥有事业、名誉、家庭、孩子，变为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对这种滑落的幅度和速度，我心理上毫无准备，一下子便要面对滑落后残酷无情冷漠的现实。母亲每周给我写好几封长信，字里行间无尽的爱和理解尽在其中。一开始她劝我散散心就打道回府，一切从长计议，后来看我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就开导鼓励我振作前行。这些信就像一颗颗定心丸，一段时间后，我决定周日白天学英文，晚上和周末写有关“中国民族舞”，记录下舞校习舞经验，这样可以将我的时间和脑子填满。母亲接到我的信后没多久，我就开始收到她寄来的一本又一本、亲手抄写的可以找到的舞蹈资料，在手抄本中，她连许多舞姿图解以及舞蹈队形也照描了下来，每本书中都凝聚了母亲的关爱、心血和她的期望，在人生低谷时，对我的策励是难以衡量的。

1971年春天，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SULB)邀我作一场中国舞示范演出，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她忙得比我更起劲，按照我的具体要求，找音乐资料、制作服装。我正在写的《中国民族舞》中的一些章节，此时也派上了用场，作节目介绍用。正是这场演出，我幸运地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教职。

1973年春天，为搞创作和学习现代舞，我搬去了纽约，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舞蹈系半职工作，利用大学的舞蹈教室和学生，想在纽约开舞蹈发表会，得到了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支持。舞蹈晚会中的大部分节目是为纽约的首演编排的，共十位舞者。道具、服装都需要制作，母亲出钱出力在香港定制了一批，其他根据需要在纽约设计制作。从筹划到公演，用了半年时间。1973年11月7日，在有一千多座位的纽约市会堂公演时座无虚席。次日《纽约时报》等媒体，对演出评价甚高。本来我毫无自组舞团的计划，但现在似乎有水到渠成的趋势，于是决定成立“江青舞蹈团”。

租下了苏荷（SOHO）的旧仓库先作舞蹈工作室和家，后又改建成可以作表演用的实验小剧场。母亲为了支持我，经常由悉尼到纽约，还买了架缝纫机，从给演员量身，到一件件缝制演出服。写到这里，我仿佛可以看到她在灯下，缝纫机前的剪影。记得同条街上有家布料店，碎料非常便宜，我们经常进去淘宝。一天我在苏荷逛画廊，发现有一堆黑布料扔在制衣厂门口的人行道上，每幅至少有单人床单那样大，马上想到可废物利用做幕帘。于是赶紧回去拿推车，几次来回就将整堆布料推到了工作室。母亲当时在纽约，就又借用了她那双巧手——几天之后的演出，舞台上整幅墙的大镜需要消失时，可用黑帘子拉上遮起来，另一端的白墙也是同样处理。这一来连舞台底幕全有了，况且还能有黑帘和白墙两色可选。加上灯光设施和观众席后，建成了可以容纳五十位观众的实验小剧场。实验演出训练了我能把作品的弊病看得更客观透彻些，给我在创作上壮了胆，短时间内编出了不少新作品。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找什么样的人托付终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经过几近荒谬的四年痛苦婚姻，匪夷所思的婚变，不想重蹈覆辙。1976年，她第一次看到比雷尔时，就夸奖比雷尔是个坦荡诚实的人。对他印象颇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人称“毛脚女婿”,意思是手脚很勤快, 比雷尔主动帮忙家务，给我的工作室换灯泡、修桌椅，厨房里也跟我分工合作，丈母娘看这么勤快的男人，又把我宠成宝，当然细雨无声地欢喜。

母亲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懂得“看人”，她吿诫我：“看人不是要看他对你怎么样，重要的是要看他对亲人、朋友、同事，和周围其他的所有人怎么样。”

1984年秋天，我产期前一个月母亲来瑞典，产后又多呆了一阵子，汉宁满月后我们就搬到岛上去了，外婆看到外孙，“宝贝、宝贝”叫个不停，比雷尔学了这个中文昵称，也叫儿子“宝贝”。比雷尔喜欢大自然，在岛上忙着砍树劈柴、撒网捕鱼，正值那年松菇丰收，母亲每天欢天喜地地采摘，比雷尔忙着去伪存真，我们一起清理晾晒蘑菇，收渔网清理网和鱼，母亲也乐在其中，至今回想起来称得上是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

作者母亲在猞猁岛海钓。

我的第一本书《往时、往事、往思》于1991年秋天出繁体中文版，那时我不会拼音打字，也不会用电脑，一路往下走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爬格子”。母亲不知道从哪里给我买到了打方格的稿纸，原因是我习惯手舞足蹈，写字也如此，很少人看得懂我龙飞凤舞的字迹，母亲想有格子可以约束我的坏习惯，但结果还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只有母亲看得懂我的字，所以帮我誊写，外加改正我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书出版时近350页，我不断改写，重新调整段落，一遍又一遍，前后两年中，母亲不离不弃地反复誊写……没有怨言，只有勉励再勉励。

父亲于1994年秋天因脑溢血去世，之后母亲不想独自住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的独栋洋房中，商议后，小弟一家四口搬到森林小丘，母亲则搬来苏荷。当时汉宁开始在瑞典上学，我在纽约的“江青舞蹈团”已结束，开始了自由编导工作，因此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瑞典。偌大的工作室改装成公寓，反而母亲是主人我们成了访客。父亲在世时，因为体力和不随和的个性，很少外出长途旅行，现在母亲可以自由行动出去看世界了。比雷尔是个孝顺女婿，母亲也永远是我们姐弟四人的定心丸，长久以来她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好像一块砖头，哪里有需要她就搬去哪里。我们有了任何旅行计划，都自然而然地包括母亲在内，一起游览了许多国家的城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瑞士、阿根廷、南极，以及北欧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景点。她随遇而安，对不同的风俗、景色都充满了好奇，对不同的食品也喜欢尝试，所以有母亲参加的旅行，大家都兴致盎然。我是个急性子，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大惊小怪，比雷尔知道这最多是三分钟就会过去的风暴，总是笑而不语，或者说：“我要去你妈妈那里‘吿状’！”

2005年，丈母娘和女婿在敦煌。

2008年秋天比雷尔辞世，母亲过于悲伤，无法来瑞典参加葬礼，弟弟们来了。我和比雷尔相识相守整整三十三年，坚实的大地塌陷了，一旦脚下悬空，顿时吊在半空晃晃悠悠地失去了方向。办完后事，我只身去了纽约，年底和母亲一起搬入了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公寓。当初为母亲挑这个公寓考虑是“三近”：近医院、近中国城、近老人会。老人会中有牌友，母亲怕得老年痴呆症，近年来，每天打几圈小麻将活动脑筋，午饭后她带份早上买的中文报纸回家慢慢看。虽有母亲相依为命，助我排忧解愁，但自知之明告诉我，必须去找一件具体而又值得的事去做，搞舞台新创作自知无心无力，左思右想的结果，似乎将旧作整理出版《艺坛拾片》是个比较切实的好主意。

2009年瑞典大地回春之际，我将写作相关材料一股脑儿搬到猞猁岛上，《艺坛拾片》基本上是那年初春至秋末期间在岛上完成。

那年夏天母亲不放心我长期独处，邀请了她的弟妹也就是我的阿姨舅舅们从美国到瑞典来住一阵。还是和几十年前在上海大家庭中一样，他们兄弟姊妹们少不了拌嘴，母亲永远是巫家长女，不停地调解，也让我忆起在上海童年时嘻哈打闹、热闹非凡的愉悦时光。

母女俩在葡萄牙Pena皇宫。

2010年我们姐弟四人和母亲一起去西班牙巴塞罗纳度假，之后又上船去摩洛哥、马赛一带游玩，正在兴头上，接到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说母亲在曼哈顿申请的老人公寓已经批准了，如过时不复信将予以取消。母亲喜出望外，我马上问：“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何时申请的？”“不记得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互相迁就，能各自为政最舒服。”我无言以对。“不是吗？我们各自非常独立，也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圈，看的电视节目、作息时间、饮食习惯也不尽相同，真的长期住在一起，能行吗？”知女莫如母，原来母亲有先见之明，把我摸得透透的，这段分析说到了节骨眼上，也说到了我心眼上。不得不佩服母亲对人性、人生处境通透的理解。

从此我们各有了自己的窝，但距离不远，从我处去她东村的公寓搭地铁快捷，步行半小时就到了，母亲依然风雨无阻地每天去老人会打麻将，午饭后拿了报纸散步到我家坐一下、聊一会儿，有时约在中国城碰头，一起买菜、下馆子……似乎母女关系又进一步成了亦母亦友。

要感谢香港牛津出版社林道群先生，《艺坛拾片》出版后，我尝到了孤独面对的甘甜和对我的重要，从此我笔耕不断，发表文章也愈来愈多。文字创作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和定力，而母亲永远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她的反馈和嘉奖给了我莫大的动力。

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自爱自重、自食其力，为了写作“不求人”，我图强发奋，先学会了拼音输入又学会了使用电脑，到哪里带着电脑就可以写作了。纽约那边有高寿的母亲，瑞典这边有稚嫩的孙女，我时常做空中飞人，在瑞典、纽约穿梭，在两地享受不同的天伦之乐。

发现母亲在变老的路上，越来越将世事看淡、看开、看空，生活上依然依照不需要假他人之手的事，绝对自己动手，老是怕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孩子们和周边的亲人，所以格外注重食品的健康、有规律的生活，锻炼和散步也是她每天不可少的运动。近年来她也一直处心积虑地在生活上做减法，一切不动声色地进行，譬如把衣物整理出来，分发给她认为合适或有需要的人；一些屋中的装饰纪念品也整理好分赠出去；绝对不添购家具；戴的耳环、手表、项链等等，是谁送的，她记得一清二楚要完璧归赵；自购的她就找理由送生日礼、圣诞礼、婚礼……一样样送出去。客厅和卧房中基本上就是挂了家人的照片。

遗憾的是空中飞人一下子飞不了了，2020年3月初我在罗马歌剧院排练《图兰朵》，由于意大利新冠疫情日渐嚣张，歌剧院在上演前一周突然宣布停排。两天后，我像一个泄气的皮球，除了护照和机票还在，钥匙、现金、信用卡等都不翼而飞，回到斯德哥尔摩，儿子在急诊室上班，只好向好友陈迈平求救，他先去医院拿钥匙，然后到机场接我。

一边忧心忡忡儿子在瑞典高风险一线工作的安危——瑞典实施佛系“不封锁”防疫政策，人均死亡率曾冠居全球，疫情一开始他就病了，只要不发烧，又得回医院继续工作。他不能跟我接触，令我在惊恐中无所适从。而大西洋的另一端，母亲在高风险年龄段，又居住在高风险的养老公寓中，老人会的所有活动一概停止，亲友也不许进出养老公寓探访她，每天跟母亲通电话，她重复同样的话：“我蛮好，你放心！汉宁怎么样？”

不料，二月中旬接到二弟江山打来的电话，语气极度焦躁不安：“妈妈完全有气无力，刚刚在浴室里摔了跤……你不要后悔啊，如果你再不回纽约来，万一有意外发生……”“啊！我立刻回纽约……”然而瑞典是重灾区，已经没有直飞纽约的班机，马上去指定核酸检测点，拿到阴性24小时的证明后，上网办登机手续时，才发现美国护照过期了。一番折腾后，于二月十八日顺利搭乘瑞士航空，在苏黎世转机赴纽约。

到纽约需要隔离，然后有了疫苗接种证明后才准许进养老公寓，当时要拿到打针的预约难于上青天，我四处托人，结果好友Tina日夜替我在网上搜索，终于看到在布鲁克林的偏远处，可预约三天后打疫苗。清晨等车去布鲁克林时，才发现疫情期间此路关闭，平时招手即来的出租车也停驶，又是Tina给我约到私家出租车。等待是最难耐的，与母亲明明是近在眼前，却无法见到，时间一刻如一年般缓慢。

母亲因为住在养老公寓，特殊照顾，上门打疫苗，所以我打第一针时她已经打完了第二针，身体完全没有不适。养老公寓查了我证件后放行，可以用“悲欣交集”来形容与母亲再相见那一刻的心情。

此后，每天我都去母亲家“请安”，烧点可口小菜带去，坐一坐聊聊家常。一段时间后，眼见她浮肿的腿渐渐消肿了，苍白的脸上开始泛出了光彩，笑容替代了愁眉苦脸，又可以扶着墙在走廊上慢慢来回走一走。每次我刚回到家就会接获母亲的电话，因为那段时间反亚裔言行猖狂，被辱挨揍的事件层出不穷，她生怕在路上会发生意外，所以老是催我天没黑就走，我平安抵达了她才放心。

日子过得淡泊宁静也极单纯，唯一的希望和目的是如何让母亲的身体康复。半年下来，她的健康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逐渐解封后，也可以上附近馆子吃饭，在护理陪同下，有阳光时推着轮椅，可以到街边公园遛弯，去邻近超市买喜欢的食品，有一次她还给自己买了两件全棉T恤，眼见母亲又开始活得起劲啦！

2021年5月，母女俩戴着口罩晒太阳。

余英时先生的太太淑平跟我隔三差五通电话，每次总是问：“定心丸怎么样啦？”那是她尊敬我母亲的昵称。她清楚地知道在我人生的每个节骨眼上，每次转身、换跑道，母亲的给予、付出、支持和无私的爱都是难以衡量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我很幸运，无论我怎样‘胡作非为’，都会有位依然无条件爱我的母亲，否则无法想象我如何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跨越人生的坎儿？！”

去年春天母亲身体逐渐恢复后，随着疫情解封我必须回欧洲，先完成罗马歌剧院两年前未完成的《图兰朵》排演，然后去瑞典等待汉宁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向淑平电话中话别时，她笑说：“其实你也是母亲的定心丸，不是吗？你一来纽约，她就痊愈啦！”

一直想写母亲，但文章的题目颇费心思，母亲已经入了什么事都看淡、看开、看空的境界，用恢宏、高大上的字眼，似乎不适合她的脾性和行事作风。唉！灵机一动就借用淑平爱用的昵称——“定心丸”作了文章标题。

这里写下了从我记事起对母亲的印记，发现在比例上更多的是在数落和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而这流水账样的文字，又恰恰表达了母亲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任何需要时，给予我的身教和爱！

今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公历5月8日）是母亲一百零一岁生日，母亲欣慰的是儿女四人健在，四代同堂又能围绕膝下。

此文献给母亲，作为即将到来的生日礼！

2023年3月6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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