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关于高考状元的话题，可谓延绵不绝，每年高考之后，都要热闹一阵，都有新花样。状元是与科举联系在一起的，高考则在废除了科举之后方才出现，此两者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硬将它们拉在一起，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高考状元，每个省有，每个市有，每个县有，文科有文科的状元，理科有理科的状元。

在我的印象中，自有科举以来，金榜题名的状元出过不少，状元们之文治武功实有建树或文章诗赋流芳千古的，实在不多。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只是“印象”而已。朱熹不是状元，就像魏徵不是状元，马周不是状元，李白不是状元，陆游不是状元一样，也只是形成这种“印象”的一个元素。在一本介绍朱熹的通俗读物上，获悉有关朱熹与状元的两件事，却使我的这种“印象”变得清晰起来。

一是《朱子同年录》。此“录”原名《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明弘治年间，会稽王鉴之将此书重新刻印于紫阳书院，改名为《朱子同年录》。清乾隆年间纪晓岚对此大为不平，认为此书名不合以状元题名，或以帝王年号题名的“国制”。诚然，纪晓岚是言之有理的。然而，若依纪氏之见，这部“进士题名”录能够传得下来么？

二是王佐故里石碑。王佐是与朱熹同科的状元。王佐故里石碑曾立于绍兴府城北，上书“宋徽国朱文公榜状元王佐故里”。其实，“朱文公榜”的进士共有331人，朱熹仅得“第五甲第九十人”，为倒数第54名。王佐为第一甲10人之首，在这331名进士中拔得头筹，“状元王佐”故里的石碑，却是冠之以“朱文公榜”的。

显然，在后人——包括王佐的后人——心目中，朱熹之名声，远远大于王佐之名声；朱熹之价值，远远重于王佐之价值。尽管朱熹不是状元。

朱熹不是状元，就连榜眼、探花都远远不是，这原因肯定很复杂，我们只能分析，只能推测：或许因为他没有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去做学问，没有去研究去琢磨科举考试的路数，并千方百计强求自己去适应；或许因为他没有太把诸如状元、榜眼、探花之类的名次当一回事，没有去猜测去揣摩可能出现的考题，去打听试官的人选以便迎合试官的口味，只求如实诉说自己对于经史的见识以及对于现实的思考；或许因为试官只按常规阅卷，看不出朱熹的策论高在哪里妙在何处，当然，也可能朱熹考前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复习，或者临场失手作文偏题——我已经说了，这都只是分析与推测。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状元”不能说明一切，不能预定一生。朱熹不是状元，但与他同科的进士却要因朱熹而得以留名后世，连状元故里之石碑也要借朱熹之名，沾朱熹之光，岂不发人深省？

北大清华去外地招生，因为争抢“高考状元”而弄得纷纷扬扬。“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一乐，可以理解。“抢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毕竟大煞风景。人生的道路很长，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是否“天下英才”，不是一次高考就能定论的。与其多抢几个准“天下英才”进来，不如多教几个日后真能成为“天下英才”的学生出去。不少市县的一中，都是当地的名校，新生入校之时，有一言代代相传，叫做“今天我以一中为荣，明天一中以我为荣”。这是此类一中作为名校对于新生的鼓励，也是此类名校教职员工对于自己的鞭策。在招生之时就想以“状元”学生为荣，是否过于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