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起，中国就已陆续沿着海陆丝绸之路与亚、非、欧许多国家开展贸易。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珍禽异兽（如汗血宝马）、香药珠宝、货币、音乐、舞蹈、饮食、服饰都经由往返于丝绸之路的各国商旅带到中国。核桃、石榴、葡萄、胡萝卜、黄瓜、胡椒、芝麻、姜、葱、蒜、苹果、茄子、菠菜、绿豆、南瓜、西瓜、辣椒、玉米、番薯、马铃薯、番茄、花生、荔枝……这些外来的蔬果食材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名字中的“胡”字还提示着它们的最初来源。

据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阿赫默德考证，唐代中国从阿拉伯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乳香、圆木、千鱼、树胶、阿拉伯树胶、没药、咖啡、象牙、龟甲、犀牛角、樟脑、龙涎香、香水、药材、蔗糖、棉花、珠宝、珍珠、琥珀、地毯、黄金、白银。《太平广记》记载了大量西亚胡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的轶事，大部分与珠宝贸易有关，价值有时高达数千万贯。

有宋一代，由于陆上丝路长期受到阻隔，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舶实现。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物，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以上所列诸国与货物，大体就是宋代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与内容。与唐代类似，宋代的对外出口以五金、丝绸和瓷器等生产性手工业品为主，而从大食等国进口则以香药（香料与药物）、犀象（犀角与象牙）、珍宝等资源性奢侈品为大宗。

在宋代，香药开始大量进口，成为海外对华贸易的首要大宗商品，几乎是宋代“舶货”的代名词。乳香、龙涎香、木香、肉豆蔻、栀子花、蔷薇水、安息香等，都是当时在中国销路极广的名贵香料。无论是宫廷生活，还是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香料都是非常重要的消费品。正因此，香药尤其是乳香就成为政府“禁榷”或“博买”的重点对象。所谓“禁榷”，就是指禁止民间私下交易，而由政府专买专卖；所谓“博买”，就是由政府出面收购舶船运来的商品。北宋初时，市舶收入约占全部岁入的1/50，而南渡以后这一比重却已攀升至1/5。

▲宁波博物馆“明州港”展示

可以说，在漫长的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中国的出口以丝绸、瓷器等生产性手工业品为主，而进口则以香药、犀象、珍宝等资源性奢侈品为大宗。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由于利润丰厚，互相之间缺乏竞争，因而十分稳定。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是国外的香料、珠宝、犀象，主要消费对象仍是各自的社会上层。尽管海外贸易一度对南宋的国家财政具有较大影响，但进口对于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民生的影响相当有限。

近代西方兴起以后，国际贸易的性质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国家之间相对松散、平等的贸易关系被转换为全球统一市场中的分工关系。相应地，进口和出口也不再仅是国内经济生活锦上添花式的补充，而是对一国经济运行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后发国家若能抓住机会找准定位，成功融入全球经济分工，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腾飞的轨道。对于“亚洲四小龙”是如此，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亦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基于自身在土地、劳动力、产业配套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走上了“引进外资一扩大出口一获取外汇一推动发展”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即中国从全世界进口最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又向全世界出口最多的工业制成品，而进出口往往以美元为结算货币。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最大买家。

自1993年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后，中国先后从大豆（1996年）、铜（1998年）、铁矿石（2000年）、镍（2003年）、锌（2004年）、白银（2007年）、精炼铅（2009年）、玉米（2009年）、煤炭（2009年）等大宗商品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囗国，而每一次从净出口到净进口的拐点出现，都直接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2002-2012年，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10年大牛市背后，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生产基地的快速崛起。2009年，“中国制造”一举超越“德国制造”，荣登全球出口首位，占当年世界出口总额的9.6%。2012年，中国在以20%左右的比重继续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同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贸易的1/7。2013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成功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世界工厂”，国内生产市场主要为外部市场尤其是欧美消费市场服务。与此相适应，中国形成了出口促进和进口替代的外贸政策取向。在具体实践中，又体现为重出轻进、宽出严进乃至“出口越多越好”的行为偏好。为了解决外汇、商品和资本短缺，出口得到充分鼓励，进口增长缓慢，贸易顺差持续扩大。1978年，我国存在11.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到1990年实现8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04年，贸易顺差仍徘徊在321亿美元，到2005年又激增至1020亿美元。

2013—2015年，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升，相继从2590亿美元、3830亿美元飙升至5939亿美元。因此，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外向型或开放型经济实质上就是出口创汇型经济，“买全球”的目的是为了“卖全球”。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主要在于如何持续引进外资、如何持续扩大出口，而引进外资与扩大出口之间又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我国对进口在对外贸易、内需消费、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重视不够；另一方面，进口商品主要以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为主，最终消费品、资本品进口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巨大需求。据商务部2014年的统计，我国最终消费品进囗仅占进口总量的5%，而世界范围内平均为20%左右。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国际和国内溢出效应。从国际方面来看，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攀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5.3%左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据测算，10年来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增加了79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进口贸易增量的31%。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为各国普通民众提供了充足、价廉、物美的各类消费品，提高了欧美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促进了社会总体稳定和福利改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对矿产、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持续上涨的需求，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观的外汇收入，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中的一部分，又以对外投资、购买国债、境外消费等方式回流到全球市场，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国内方面来看，伴随着外资的持续涌入和外贸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社会福利、劳动力素质等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1元，仅为同期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3，到2017年达到约59660元（约8800美元），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并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尽管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已显著增强，对高品质生活、多样化消费的追求日益强烈。

2013—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7.5%，同期世界消费市场的年均增速为2.4%，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1%和0.6%；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3.4%，而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23%、7.9%和2.1%。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购物市场，跨境电商进口业务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品为普通百姓所熟悉和享用。2017年，全球进口总额约为1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2.41万亿美元的进口量、13.4%的份额位居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中国则以1.84万亿美元（占总额的10.2%）的进口量紧随其后，大幅领先以1.17亿美元（占总额的6.5%）的进口量位居第三的德国。

这些事实都在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存在——既是世界工厂（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世界市场（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此基础上，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在中国制造”和“为中国制造”、“卖全球”和“买全球”将同步发生、同等重要。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这是一幅正在快速浮现且日益清晰的宏观图景。许多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这种描述其实并不准确，而“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才更符合中国在新时代的身份定位。我们对中国扩大进口和举办进口博览会的理解，也需要置于这个大背景和新趋势下展开。新的身份定位要求中国适时转变过去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和思维惯性，更积极地看待扩大进囗对满足国内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积极作用，从全球视角理解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战略意义。首先，扩大进口是中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升级版。过去，中国积极出口、吸引外资主要是为了换取国内经济发展所紧缺的外汇、商品和技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大规模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出口。当前，扩大进口是要用全球的优质资源服务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服务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内需消费市场，进口不再仅仅从属于出口。扩大进口的方向，也将侧重于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优质消费品、农产品、资源性产品以及优质服务等。这反映了中国正日益注重从全球层面来考虑生产和消费布局，处理双向贸易、双向投资和双向资源要素流动。从国际上来看，英国、美国都在快速工业化后陆续经历了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它们的成功经验表明，除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之外，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强大进口能力，同样是一个大国极其关键的战略优势和经济影响力，是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非常重要的博弈筹码。因此，扩大进口本身就是中国提升全球资源运筹配置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其次，扩大进囗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过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为各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为一批高度依赖资源能源出口的国家创造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使大量来华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未来，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内需消费市场的巨大红利，同样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当前，总需求不足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而最大的需求潜力和增长动能就是中国。随着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更多普通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准将提高，近14亿人口量级的内需消费市场、近4亿人口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世界市场”正在快速成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名片。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这将为世界各国及其企业开启新的机会之门，规模巨大、增长迅速的中国内需消费市场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预期和动能。第三，扩大进口要合理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当前和未来扩大进口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去工业化”或“过度消费”。从国际上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既有充分运用本国市场优势的正面经验，也有着生产与消费过度分裂的反面教训。通常而言，一个国家需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适度平衡，过度生产将造成产能过剩，过度消费则将造成严重透支，两者都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长期不均衡累积的后果自然可想而知。因此，当前和未来中国扩大进口不能以牺牲工业生产能力为代价，相反，是要以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同时，消费升级也不意味着过度消费，扩大进口需要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在此意义上，中国在快速成为“世界市场”的同时，仍然要继续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和竞争力，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将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57年，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2007年，广交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一出口促进平台变为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2018年，中国高规格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示了主动扩大进口、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坚定立场。这些变化见证了中国对外贸易从出口导向朝注重进出口平衡的方向转变。

从过去出口创汇“卖全球”到今天扩大进口“买全球”，中国在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分享国内市场，将使各国有更多机会享受中国内需消费市场的巨大红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作为新时代扩大进口的集中体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连接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个新型经贸合作与对话交流平台有望为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摘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全面开放新格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王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