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第三年，这是全球受疫情影响的特殊之年，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如何体现？进入中国的外资有何变化？进博会的溢出效应究竟有哪些体现？

围绕外资、营商环境、溢出效应等关键词，普华永道中国上海主管合伙人黄佳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一位连续三年深度参与进博会的亲历者视角，思考进博会为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变与不变。

记者：如何看待这一年来上海营商环境的改变？

黄佳：对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而言，营商环境是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率、更便利地进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重要保障。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它表现为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上海政府部门在数字化转型中，在企业降本提效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上海一直在深入推进“两张网”这项牛鼻子工作，其中“一网通办”在疫情防控时期就十分有用，很多企业要成立分公司，不再需要到现场办理业务，通过线上提交材料、识别、认证、登记，就能够“云开业”。

其次，营商环境优化表现在普适性上。以前大家认为，营商环境好，就是招商引资能吸引大企业，其实不是，最优的营商环境应该是有一定的公平性和普适度，能覆盖中小企业。事实上，外资中小企业里也有着大量科创含金量较高的初创企业，上海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第三，在很多外资企业看来，上海的未来有可预期性，包括在疫情中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它都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对未来营商环境提升的明确导向。比如，最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按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要求，建立“18+N”特色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其中10个是世界银行的标准、8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标国内标准设置的国家指标，而N则是临港自己设计的维度，代表了从企业感受度出发的上海特色。

记者：普华永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纽带。在你们看来，今年外资进入中国、进入上海的态度如何？

黄佳：从数据统计看，很不错。在疫情影响下，这个结果要比预期更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观察到外资进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外资的进入，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有关，尤其是在原先有一定准入门槛或限制的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金融资管领域就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因为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所以很多企业都进来了。

其次，中国可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今年进入的外资恰恰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想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和十年前希望进入的外资肯定已经有所不同，前者更关注的是国内市场以及它的潜力。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年一些头部的外资企业，前三季度在中国市场的业绩增长都不错，他们也都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力度。

记者：进博会对于外商投资中国的帮助体现在哪里？

黄佳：进博会是境外企业进一步了解和探测国内市场趋势的一个平台，参展商在平台上展示新产品、新服务，以此来判断未来市场的潜力和趋势，并为他们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辅助。

对于一些已经进入中国的企业，他们可能会做产品或者服务的循环测试，通过了解市场需求、改进演变、更好适配，最终把产品和服务推向这个市场，进而去影响投资。以普华永道为例，我们根据过去两年在进博会现场得到的反馈来调整战略，今年将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发布针对中国家族企业财富管理传承，以及民营企业创新的最新观察，包括民企的商业秩序重建与突破、民企加速数字化转型、中国民企的传承与创新等议题。

记者：进博会已进入第三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它的溢出效应有哪些体现？

黄佳：国内市场有巨大潜力，这是进博会成功举办的最大基础。进博会已经走到了第三个年头，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它的溢出效应：这应该是一个带流量、带销量的展会，还是一个展示企业形象、传递战略方向的展会。

在我看来，这种溢出效应不仅仅应该停留在成交数字上，更应该聚焦在传递战略方向上。进博会应该是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明确传递某种信号的平台——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能够利用进博会的“高光时刻”来释放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指导性意见；对于参展商来说，可以每年对自己的战略有个思考，利用进博会的大平台展示和宣传企业战略和创新点。只有这样，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才能可持续。

作者：徐晶卉
编辑：周辰
责任编辑：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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