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潘光 主编 时事出版社出版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二战期间，上海虹口区提篮桥曾是三万名犹太人的“挪亚方舟”。本书共收录整理三十八位二战期间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及其后裔的记忆，其中大多数受访者已是耄耋老人，因而更显弥足珍贵。有些受访者甚至没来得及等到本书出版，着实令人遗憾。但就另一种意义而言，本书的问世，正是对这些亲历者最好的纪念。作者希望借由本书让更多人知晓、了解中国人民不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冲杀在最前线，同时，更以我们博大宽厚的胸怀，在自身困难重重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接纳了几无藏身之地而险遭涂炭的犹太难民，并在之后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结下的真挚、深厚的情谊。

本报今日第六、七版内容摘选自该书“最艰难的时刻——虹口隔离区”。

纳粹提出“梅辛格计划”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犹太难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一方面，由于日本与英美开战并进占上海租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组织遵照美国等盟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停止向处于敌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汇款。同时，塞法迪犹商大多属英籍而被列为“敌侨”，因而被集中监禁，且丧失了所有产业，自然无法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致使上海犹太难民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窘境。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

就在这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又称“梅辛格计划”)。根据著名学者马文·托克耶的描述，大致可看出“梅辛格计划”的轮廓：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该计划提出三个供选择的方案：(1)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2)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3)在崇明岛建立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和矛盾，这个计划最终并未实施。但上海的日本当局还是在1943年2月搞了一个近似集中营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18日，上海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上海日本当局的《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1)依据军事上之必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指公共租界北界——引者注）以南。(2)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中之无国籍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昭和18年（1943年）5月18日止，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或营业上所需要之房屋、商铺及其他设备，如拟买卖、转让或租借者，应先得当局之许可。(3)除无国籍难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一项所开地域内。(4)凡违反本布告或有妨碍本布告之实施者，决予严惩不贷。

虽然布告中未用“犹太人”的字样，但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指的就是欧洲犹太难民。于是，约有一万八千名犹太难民，包括收容所的两千八百名住户在内，被迫迁入“指定地域”。从1943年2月到1945年8月，犹太难民在这个“指定地区”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幸存了下来。

犹太难民为什么能在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原因错综复杂，但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犹太难民自身的奋斗。在来华犹太难民中，有众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行业的技术工人，这是他们能在困难中互助自立的有利条件。如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两百余人。1938年末，以他们为骨干，在难民营中建立了一个诊疗所。1939年3月，又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拥有六十个床位。又如，难民中的教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继续组织难民的子女学习，并对难民中的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补习。难民中的编辑和记者们自己办了报纸杂志，在十多年里居然同时维持着多份德文报纸和刊物。难民中的艺术家们更想方设法演出戏剧、举行音乐会，甚至在上海上演了意第绪（中东欧犹太人使用的语言）戏剧，丰富了难民们的文化生活。难民们在危急关头或艰难时刻表现出的团结奋斗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由于外部援助中断，1942—1944年对在沪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便说明了这一点：1940年一百三十人，1941年一百六十七人，1942年三百二十人，1943年三百十一人。特别在1943年2月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后，形势更为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犹太难民不得不靠乞讨度日，但大家仍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难民们组织了乐队和足球队，在虹口那狭小的天地里组织文艺体育活动，以乐观精神消磨那艰苦的时光；还有一些难民建立了流动图书馆，组织图书交换，在那困难条件下为难民们提供精神食粮。

(2)得到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援。首先是上海犹太社团对犹太难胞的全力救援。英籍犹太人虽然身陷牢狱，但其早期的援助仍在发挥作用。嘉道理家族创建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又称嘉道理学校）允许难民子女免费入学，战时在校生一直保持在七百人左右。俄罗斯犹太人虽不如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但享有中立国家侨民待遇，便承担起了资助犹太难民的任务。他们一般都是中小业主，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仍节衣缩食，尽力支持难胞。其次是海外各类组织，特别是犹太人组织给予上海犹太难民的大量财政、物资援助。如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瑞典、葡萄牙等地的犹太人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该组织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每隔一定时间写出反映上海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并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捐款，几乎平均每月达三万美元。第三是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对犹太难民的鼎力相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后，许多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但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犹太难民以支持。犹太难民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他们很同情我们。”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占领军在上海搜捕犹太人中的“敌侨”，中国居民曾全力掩护犹太儿童，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在1942—1944年最艰苦的时期，犹太难民们与他们的中国邻居互相帮助，同甘共苦。

(3)日本对犹政策的转变，德日之间在对犹政策上的分歧，以及苏联在苏德战场的胜利。1931年以后，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步步进逼，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在华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此形势下，日本的一些所谓“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缓和与英、美、苏关系的主张，并将自己的构想非正式地称为“河豚鱼计划”。

幸存缘于战争进程的转折

1937年前，日本政府采纳了其所谓“犹太问题专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建立远东犹太理事会；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来“开发满洲”；竭力讨好上海、天津等地的犹太财团；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美、英、法、苏等国同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包括中国境内犹太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犹太人对日本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在此形势下，1938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决定继续支持“犹太问题专家”们的努力。此后，“犹太问题专家”们将“河豚鱼计划”由众多“亲犹”措施的大杂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计划——“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其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三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得到高层批准后，“犹太问题专家”们四处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士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涌人上海采取了默许态度。

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河豚鱼计划”最终仍没能成功，原因很简单：日德法西斯逐渐合流并发动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犹太人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统治集团与希特勒完全是一丘之貉，因而拒绝支持所谓“居留地”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最终放弃了“河豚鱼计划”。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以为日本必然会转而奉行反犹政策，因此抛出了“梅辛格计划”。然而日本并没有在对犹政策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双方的对犹政策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差异，日本最终也没有实行“梅辛格计划”，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1)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因此不同意对他们采取屠杀政策；(2)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必然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3)上海犹太社团通过哈尔滨和日本的犹太人在日本高层官员中进行活动，劝说日本当局不要实施“梅辛格计划”，这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4)东亚地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域，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地区那种狂热反犹偏见，因而上海的日伪官员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梅辛格计划”，如日本驻上海外交官柴田付领事就因同情犹太人、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而被撤职逮捕；(5)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击败纳粹德国。德国学者毛尔深刻地分析了这一导致日本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个月，日本决定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方式”。他的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