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美]威廉·福克纳著 张和龙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展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如是说。

所以，即使被污辱，即使被损害，乃至枯萎乃至残缺不全，玫瑰也依然是玫瑰。因为它仍留存了一缕芬芳，作为它存在过的证据。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正是一本纸页中充满如斯花朵的书。在威廉·福克纳以文字搭建的玫瑰园中，它们或被恶风摧残零落成泥，或遭酷寒侵袭抱香而死，或是被一只无心或刻意的手硬生生掐去枝头，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它们本是玫瑰的事实。在面目全非的外表下仍保留着的那丝微弱的独特香气，就是人性的闪光。

这是一本处处充满对立与冲突的短篇小说集。男与女、大人与小孩、白人与黑人、印第安人与黑人、富白人与穷白人，乃至生与死、人类与自然、梦境与现实、灵魂与肉身……这些对立的碎片拼接起来，构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故事。在作者笔下，故事纵使波澜迭起，亦能行进不露痕迹。但最令人欣赏的并非小说本身，而是小说中那一朵朵残缺的玫瑰——米妮、艾米丽、南希、娜西萨、萨多里斯、沃什……

“有没有发生强暴，真他妈的有那么重要吗？”在《干旱的九月》里，未曾调查即被定罪的黑人在暗夜里死于私刑，而置他于死地的，是带头动手的麦克兰顿，也是引起流言的米妮。这并不是单纯的恶。曾经“因为作战英勇获得过荣誉勋章”的麦克兰顿也好，曾经“借着美貌登上了小镇社交生活的顶峰”的米妮也罢，对他们来说，再传奇美好的过去也已经是过去，他们只能成年累月地重复单调日常，而他们所希冀的昨日辉煌终究不会重现。因此，他们只能以被伤害——哪怕是虚构的，或者去伤害——哪怕无理由的，去换得他人对自身再次的注意，以证明自己还活着。即使这样的行为会害死一个无辜的人，他们也依然会做。他们所要的，只是在自己日渐枯竭黯淡的死水人生中，找一个发泄压抑欲望的突破口罢了。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中的艾米丽小姐也是如此。文中并没有看到那朵献给去世的她的玫瑰花，却借他人的眼光遍览了她的一生。她前半生最美好的时间被自认为高所有人一等的严父死死压制，任何来求婚的年轻人都无法进入她的家门，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开始追求自由与真爱，却只能用砒霜才能留住门不当户不对的“北方佬”爱人。小镇上的人都认为她之前要求奇高，之后自甘堕落，幸灾乐祸只想看她的笑话，却不知道她所要的其实很简单，如果得不到，宁可选择用一生做一场永不背弃的美梦。

“上帝是否存在？”这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提出并追寻的问题，并拟以此激发出人类共有的品质：怜悯、同情。可是对于《夕阳》中的黑人南希来说，上帝即使存在也无法拯救她，白人也不会给予她同情和公正。她正是那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苦难反复碾压她的人生。那道隔在白人与黑人的居所之间的水沟，是条难以跨越的命运的鸿沟，也是生命的分界线。对白人来说，南希只是个黑鬼罢了，唯有“上帝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唯有“上帝知道”，她也是个人。

即使同为黑人，所过的日子也不同。《昔日的女王》里的爱尔诺拉是白人主人与黑人女仆偷生的混血儿，作为黑人，她都认为白人是分三六九等的，“让上等人和上等人交往，下等人去找下等人”，可见就算生为白人，也不见得就活得平等。无论是《纵火案》中受不得丝毫屈辱对待、以放火烧雇主马棚为唯一报复手段的父亲，还是《沃什的怒火》里一生催眠自己美化恶主、直到生活彻底被碾碎才挥刀冲上去的沃什，在黑人仆役眼里，穷白人比自己更低等，因为穷白人虽然也是白人，可比起为富有白人工作的黑人，距离上等白人更加遥远。因此真相被揭露了：种族早已不是优势，权势财力才是划分阶级的根本。

马尔科姆·考利曾经在他的《福克纳：约克纳帕法的故事》中援引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美国新小说家》中的话：“严格地说，福克纳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有灵魂的。”考利认为纪德的意思是，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运用自觉选择善恶的官能的，他们为某种内在的需要纠缠着、蛊惑着、驱赶着。我个人并不认同，因为懵懂无知并非是人物自身的问题，而来自人物所处的那个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构建而成的美国南方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最可怕的是，无论是作为欺凌的一方还是受欺凌的一方，人们都习惯于将不公平与不正常，认作是公平与正常，将不讲理的荒诞秩序，认为是理所应当。只有被摧残逼迫到生命的灯芯将要燃尽的时候，才会做出最后的反抗，爆出一生中那唯一一次人性的闪光。在《卡尔卡索纳》和《幻恋症》中，福克纳选择了让灵魂与肉身对答，即使“生命的目的就是静静地躺着”，“奔向那宿命般的神秘终点”，也“想要做点事情”，“大胆的悲壮的严肃的事情”。或许这就是福克纳想要表达的真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