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

 

[美]朱塞佩·埃斯卡纳齐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

 

元代（1279—1368）

 

高27.5厘米，直径33厘米

 

私人收藏

 

 

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

 

明永乐（1403—1424）

 

高41.2厘米

 

玫茵堂收藏

 

 

鎏金铜座碧玉水牛

 

清代，十八世纪

 

金底座有乾隆（1736—1795）年款

 

长20.8厘米

 

私人收藏

 

作者朱塞佩·埃斯卡纳齐系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经纪人，该书是他对于自己五十余年来所经手的中国艺术品的历史性回顾，其中不仅有他亲历的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各种重大事件和所遇到的各个重要人物，更有对于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品在西方流转情况的直接记录。书中的精美图版记录了埃斯卡纳齐经手过的大量顶级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青铜器、金银器、雕塑、玉器、陶瓷、家具及杂件等，中文版又在此基础上，新增2010年后埃斯卡纳齐收入的精美器物，彩图数量超过六百张。

 

天价元青花

 

朱塞佩因拍下了一件成交价居当时中国艺术品之首的青花大罐而名噪一时。罐子描绘了古代谋略家、思想家鬼谷子由虎豹驱乘下山的情景。包括此件在内，绘有人物故事的元青花罐仅传世八件，每件上所绘故事各异，都来自文学作品或当时流行的杂剧戏曲。这件青花罐的主人原是荷兰海军陆战队的哈罗·凡·莫马特男爵上校，他在1913年至1923年驻扎北京时买下了它。这件青花罐在伦敦佳士得上拍时估价超过五十万英镑，这正巧也是拍卖行首次向朱塞佩展示这件青花罐时，他给出的私下销售的出价。随着拍卖日期的临近，这件罐子备受瞩目，估价也随之攀升，佳士得的职员都在拿它的最终成交价打赌，最大胆的猜到八百万英镑。谁知，朱塞佩最终拍下它的含佣金价几乎是八百万的两倍，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英镑。就如他那时所说，这件元青花大罐是他四十五年从业生涯中得到的最好的瓷器。这次拍卖由休·艾德米蒂斯主持，他在随后的采访中披露了这次交易的一些秘闻：“最终拍下这件青花罐的是朱塞佩·埃斯卡纳齐，当今世界古董商的领军人物。拍卖前一天他提出要和我谈谈他的竞标方式。他告诉我说如果他戴着眼镜，就说明他在竞拍，如果眼镜被摘掉了，就表示他不出价了。但是，拍卖当天他打电话来说自己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因为如果他一直不举牌看起来会很奇怪，所以他决定会竞价到一定阶段，然后退出，如果戴上眼镜就表明他又重回竞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在一路拍到八百万时就退出了，从那刻起，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什么时候又戴上眼镜。麻烦的是，他的眼镜框居然是肉色的。最终，朱塞佩成了场上最后的赢家，成交价落在一千四百万英镑。”

 

釉里红梅瓶的故事

 

在明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的鉴定中，科学检测扮演了重要角色。据朱塞佩所述：

 

……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李雪曼几乎每年都会拜访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只为了买下一件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有人说戴润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买下了这件梅瓶，或是五十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场拍卖中买下的。而戴润斋自己则沉默寡言，缄口不提梅瓶的来历。

 

李雪曼同样惜字如金，结果就是他们面对面坐着，一起盯着梅瓶。末了李雪曼会开口问价，戴润斋出价，然后李雪曼起身离开，这样的情景每年都上演一次。每当李雪曼再次登门说愿意让步，接受戴润斋去年开出的高价时，就会发现梅瓶又涨价了。价钱涨到一百万美元的时候，李雪曼终于心有不甘地放弃了。他问我如果我能拿下这只梅瓶，可否优先转卖给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其实早在李雪曼之前，约翰·波普就曾想为弗利尔美术馆买下这件梅瓶。波普对这件花瓶情有独钟，因为他熟悉另一件伊朗阿德比尔寺收藏的类似的青花梅瓶，1956年波普曾为它出版著录。他甚至将釉里红梅瓶存放在位于华盛顿的博物馆一年，只可惜他无法等集到戴润斋在1959年9月开出的两万美元。

 

1988年，我联手也有意此梅瓶的蓝理捷，终以高出当年戴润斋向李雪曼开价的两倍买下了它。我当即联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但那时李雪曼已经退休了。新馆长艾文·特纳博士觉得对于一件瓷器而言，这个价格贵了些，恐怕李雪曼也会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把它卖给香港一位很有名望的收藏家，他当时欣喜若狂得几欲落泪，连连感谢我们让他拥有了这样一件珍宝。谁料，我们将它亲手送到香港，他却突然变卦，取消了交易！

 

这件梅瓶确实与众不同（至少我们这样认为），又从未公开发表，所以让藏家们有些疑虑，当然也包括那位香港藏家。但曾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编写过三卷图录、专门研究中国瓷器的著名学者康蕊君经过鉴定，认为这件梅瓶为真品，朱汤生和玛格丽特·麦德里也赞同这个观点。1989年，麦德里见到这件梅瓶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89年的《东方艺术》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件梅瓶的文章，将它形容为“一件设计独特的杰作，让制瓷者和鉴赏家赞叹不已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非凡代表作”。此外，梅瓶于1989年5月被送往牛津鉴证所的实验室进行热释光鉴定，无论是釉面的电子探针分析，或是瓷胎的原子吸收分析，都得出了正面结果。最后三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教授、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以及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也一致认为它是真品。

 

艾惕思爵士曾写过一篇关于釉里红瓷器的文章，收录于1957—1959年版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刊》。艾惕思爵士是位外交官兼学者，同时还是鉴赏家。他收藏的精美中国瓷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为博物馆的中国馆藏增色不少。他曾在中国和东南亚工作多年，于1972年1月成为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他文章中有一段简短却引人注意的脚注，说他曾在故宫博物院的仓库中见过一件瓷瓶，与我们的梅瓶有很多相似特征。1993年10月中旬我和夫人劳拉在北京时，决定去看看我们釉里红梅瓶的中国伙伴。我们中国外交部的朋友任小平拿着釉里红梅瓶的照片去了博物院办公室，询问馆长是否真有一件与我们的梅瓶是“一对”。我们补充说故宫的那件也许沉睡于仓库，因为在博物馆的出版物或展览中全然不见它的踪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友好并耐心地陪着我们找了三天，终于在第三天下午我们准备离开时，来了一位管理员。他刚从远处的仓库赶来，手中紧抱着多年前艾惕思爵士描述的那件梅瓶。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睡美人”——硕大的器型，特别的轮廓，细密的瓷胎，与我们的梅瓶简直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铜红釉的发色不同。当然，如果它们连颜色都一样，可就是世所罕见了。众所周知，铜红釉烧制时不甚稳定，温度上细微的不同就会造成釉色的差别。故宫的梅瓶随后被耿宝昌先生发表在他明清瓷器的相关著作中。最近，两本关于景德镇珠山明永乐御窑遗址出土瓷片的书中，也收录了一件器型较小，却有着相同海水龙纹的釉里红梅瓶。我们的梅瓶，则令人骄傲地入藏世界顶尖中国瓷器收藏之一的玫茵堂。

 

被人遗忘的碧玉水牛

 

位于索尔兹伯里的英国本土拍卖行伍利沃利斯在2009年5月22日上拍了一件罕见的十八世纪碧玉水牛。它为乾隆皇帝御制，配以鎏金底座带四字乾隆年款，可算乾隆玉雕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这件玉牛被其主人扬伯拉伯爵五世萨克维尔·乔治·派亨为了安全原因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存放了七十年，他是在1938年于伦敦以当时的高价三百英镑购自约翰·斯巴克的。战争时期，玉牛被存放于银行，包裹着报纸并置于标有“瓷器”字样的木盒之中，从1948年伯爵去世后就一直被人遗忘在那里。直到伯爵移民南非的女儿黛安娜·米勒夫人2005年返回英国清理家族遗产时，才在银行保险柜里发现了玉牛。由于之前伍利沃利斯拍卖行助其家族拍卖过银器，她便把这件玉雕连同原先包裹的报纸一起送了去。

 

拍卖前，玉牛在伦敦展览了几天，拍卖行还在网上大做宣传，希望在世界范围寻找潜在的买家。预展时菲利浦说道：“这是件对欧洲和中国买家兼具吸引力的物品，成色上佳且雕工精湛，任何同类玉雕都会相形见绌。”索尔兹伯里拍卖现场的所有买家都只能站着，太多竞投者都申请电话竞投，以至他们连线路都不够用。玉雕预估为五十万英镑，起拍于十五万英镑。拍卖场中的丹尼尔在与其他买家多轮较量后，终于以三百四十万英镑将其买下。事后有消息透露，当时和丹尼尔竞争玉牛的，是一位受大陆客户委托竞投的香港古董商。第二天，这场拍卖会就上了新闻头条，不仅因为远远领先的价格纪录创造于一家伦敦之外的英国地方拍卖行，同时也因为西方买家终于在中国艺术品的拍场上压倒了中国港台和中国大陆的竞投人。

 

与中国藏家仇焱之的交往

 

仇焱之（1910—1980）生于江苏扬州，十三岁那年被送往上海学习，师从古董商朱鹤亭。二十岁时便已学有所长，开始了自己的小型收藏，并从事古董买卖以磨炼眼力。仇焱之买东西时牢记三点：东西的稀有性——越少越好；装饰性——必须合乎当时的时代标准，没有一点存疑之处；品相——尽可能完好无损。除了瓷器，他也精通书画、青铜器、漆器、木雕、犀角和玉器鉴定。

 

1949年仇氏来到香港，和他的一大家子一起住在俯瞰赛马场的跑马地。他有七个孩子，据说为了方便记忆，孩子们的名字是按字母顺序取的。仇氏晚上的家庭活动包括召集孩子们，让他们排队，在他们和瓷器都“上床睡觉”之前每人负责清理一件。1967年香港反英游行爆发，仇焱之移民日内瓦，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1980年逝世。在多次拜访福克斯拉夫大厦后，仇焱之与朱塞佩逐渐相熟。1971年，朱塞佩从仇氏那里买下一件唐三彩骑俑，陶俑的面貌竟然和纽约艺术商的领军人物戴润斋出奇的相似。陶俑随后被转售给英国藏家道森,三年后被公司买回，又卖给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位私人藏家。

 

有一次，朱塞佩前去拜访仇焱之俯瞰日内瓦湖的府邸。到了那里，仇氏问他有什么特别想看的，朱塞佩答曰：“官窑。”仇氏飞快地拉开一个抽屉，只见里面放着至少十件精美绝伦的官窑和哥窑瓷器。朱塞佩不知道，仇氏之前已在里面混入了一件十八世纪的仿品。朱塞佩回忆说，自己是靠运气才发现那件清代的仿品。经过这次多少有些令人胆怯的测试，朱塞佩从仇氏那里学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课，从此牢牢记住了宋官窑和清仿之间的区别。朱塞佩回忆仇氏来逛画廊时自己惶恐不安的心情：试问你能给一个什么都有的藏家展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