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李臻中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兆前

从幼儿园到博士后，从招生到就业，当下的教育界，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乱象丛生，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诡异的是，面对这些乱象，我们的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却鲜有反映。是小说界无心的疏忽，还是有意地回避？幸而，我们读到了资深教师李臻中的新作《底线》。

《底线》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以滨海市一所重点小学为背景，以该校接待姜副市长视察为中心事件，运用《雷雨》式高度浓缩的结构，将矛盾集中于一天，通过以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邱宏斌、工会主席郭玲玲、体育组长王春光为一方，以副校长朱清莲、语文教师唐天颖、体育教师顾大海为另一方，围绕要不要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要不要搞大跃进，将“科技运动会”一学期的内容在一星期内教完，用一个下午展示，特别是该不该让学生冒着三十六度的高温大练大跳韵律操，而展开博弈。结果邱宏斌利用职权，打着党支委的旗号强行通过他的方案，导致多名学生病倒，领操的学生张小雨突发心脏病，生命垂危。小说内容由现在时回溯到过去时，由学校辐射至家庭、社会。通过矛盾的酝酿发展、激化爆发，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读者面前：教育究竟为了什么，其底线又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听听近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的回答吧：“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这个浅显的道理资深校长邱宏斌会不懂吗？当然懂。只是他太想去掉校长前面的那个“副”字，太想在姜副市长面前秀一把，以铺平日后的仕途。权力和金钱使他迷失本心，将孩子当成工具和人质。尽管朱、唐、顾等人竭尽一切努力，也未能阻止邱的一意孤行，挽回局面。原因就在于邱以体制作后盾——他是法人代表，又能操纵党支委。正如村上春树所言：体制是一堵墙，在它面前，任何个人都只能是一枚鸡蛋。无限膨胀的金钱癖和权力欲利用体制的弊端，将我们的教育扭曲了，异化了。

也许你会说，这只是极端的个例，不代表普遍情况，更不能由此断言我们的教育现状被异化了。为此，《底线》在中心线索之外，简略概括而又生动传神地写了一个次要人物——唐天颖的丈夫汤浩的成长史。汤浩的父亲是少年宫老师，为人正直诚恳，且有一手做船模的绝活。但和当下多数家庭一样，汤浩的家庭教育是由母亲主导的。听听汤浩的控诉吧：“从小逼着我读读读，写写写，一点也不让我动手，连星期天到父亲这里做架飞机做条船也不允许。逼着我为了分数补习这，补习那……”分数至上，智育第一，造成汤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了父亲后抱抱女儿，差点把她摔死。这位“汤博士”不折不扣地成了蔡元培先生所担心的“特别的器具”。品德方面，他小时候就会“从别人处把东西私自拿回来”，用父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于是，婚后会利用潜规则背叛唐天颖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根子，还是在汤母身上。汤母可以为儿子“重写铅笔字争取得‘优’多拿五角星”，“贿赂教师拉拢家长，在少先队改选中拉票”，“命令丈夫替儿子创造发明争取加分进入重点中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汤母简直就是家庭中的邱校长，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拉扯孩子，却共同撕裂孩子。可怕的是，千百万“汤母”正拖着孩子在“汤浩”的道路上迅跑，而不管他们的体格是否健美，人格是否健全，情趣是否健康。于是我们有了众多的小胖墩和豆芽菜，有了马加爵和林森浩，有了无数的哈利·波特的粉丝而鲜有哈姆雷特的知音。试问，这样的孩子，“能于人类文化上尽一份子责任”吗？还是恰恰被“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呢？而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却对这种异化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不如此反而感觉奇怪了。一百多年前，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的异化，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两者的共同本质是将人变成“非人”。它们的承受者是成年人，而我们的教育异化，其承担者首先是孩子。对此敏感的孩子是有感觉的，作品中张小雨的漫画就是形象的表达。行文至此，耳畔似乎响起近一百年前传来的呐喊：“救救孩子！”

小说中邱宏斌、王春光的结局似乎还不解气，可见作者是个“宽容”的人。也许正是这份宽容，妨碍了他的解剖刀向人性更深层次的挖掘。以邱宏斌为例，此人老奸巨猾，欺上瞒下，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潜规则谙熟，权钱色统要。性格的主导性十分鲜明。然而这背后的社会经历，性格心理的诸多因素挖掘不够，人物形象扁平化，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大打折扣，成了一个“恶”的符号，远不如顾大海层次分明，轨迹清晰。另外，略嫌缓慢的叙事节奏，稍觉冗长的议论抒情，流于琐碎的景物描写，对于吃惯了文化快餐，习惯于“二次元”审美的年轻家长、读者的阅读耐心，也是个小小的考验。

尽管还有些许不足，《底线》仍不失为近年来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在题材上有新意，更通过艺术的描写，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面对教育异化的种种乱象，我们是熟视无睹随波逐流，还是坚守阵地捍卫“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