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版《辞海》

■秦振庭 朱志凌

中华书局百年历程中，陆费逵先生是为翘楚。他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辞书编纂家。他“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努力践行，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添写了浓墨彩笔的一页，1936年出版的《辞海》则倾注着他的理想和心血。纵观《辞海》的出版，陆费逵撰写《辞海编印缘起》（以下简称《缘起》），详述编纂经过、编纂中的要点，为中国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工作作了很好的诠释，富含辞书学要旨，影响、指导了《辞海》的编纂工作。

陆费逵自学成才，其在《中华大字典》“叙”中写道：“弱冠前后，每以余暇，治英、日语文。受课之时少，自修之时多，英、日字典，恒朝夕不离左右。见其体裁之善，注释之精，辄心焉向往，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癸卯在鄂，忽发大愿，期以十年编纂一新字典。学力薄弱，赞助无人，不数月而困难百出，遂以中辍。”1915年秋，《中华大字典》出版，陆费逵又与该字典主编徐元诰、编辑所长范源廉萌生出版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词典的想法，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当然其中亦有与商务印书馆是年出版的《辞源》竞争之意。

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要定位，在明确词典的性质和任务后，制定详备的体例极为重要。《缘起》开头即强调：“遂商讨体例，从事进行。”《辞海编辑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提出：“辞书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词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此话精辟，抓住了词典编纂的第一要义。其一，开宗明义说明辞书的性质是“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规定了“职责”所在。其二，“体察用者之需要”，词典是编给读者用的，对他们的各种需要务必细心体察，“恰如其所需以予之”。这样编出来的词典，才能使读者用起来得心应手，从而充分发挥词典的作用。

《辞海》对《辞源》的超越，在学术界已有定评。

蔡元培在致赵景深的一则信函中写道：“景深先生大鉴：奉本月四日专惠函属题，关于贵局新出版之辞海别纸，写奉请正之，专此并颂，著安，弟蔡元培敬启，六月十四日。”蔡元培为《辞海》的题词：“吾国最古之辞书为《尔雅》，其后一方面演而为《广雅》《骈雅》等小学书，一方面演而为《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清初分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书，检阅之便，可云空前。但行世已两百余年，科举既废，文学革新，而科学新词，日益孳乳，清初之作，又病其不适用。中华书局于是有《辞海》之编，收单字一万三千余，犹《尔雅》‘释诂’、‘释言’诸篇，收复词十万余条，则犹‘释训’以下诸篇。而其内容之丰富与扼要，又适合于今人之所需，诚有用之书也。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著名作家冰心云：五六十年来，我从工具书中获益最大的是《辞海》。这位老师，无所不知，而且随你如何麻烦她，从不生气，因此成了我的最佳伴侣。

金兆梓称《辞海》是“空前辞书”：“除选辞之精当、切实外，对于一辞之来源，务须一一查出原书核对，求其确实无误，绝非獭祭《佩文韵府》等旧类书而成之作。且每一辞皆注出其书名、篇名，以便阅者得由此而追溯原书。而于条文又皆加以新式标点，使阅者不致惑于歧义，亦非仅用旧式句读者可比。”（《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9页）

李开在《现代词典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中说，《辞海》“后出转精，无论在体例、条目的收列、释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张明华在《中国字典词典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4、156页）中说，“《辞海》的编纂者以《辞源》为鉴，力图避免《辞源》的许多疏漏和不足，在《辞源》的基础上，自出心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综合性辞书”。

《辞海》出版时，陆费逵撰写《编印缘起》放在黎锦熙的序之后，详述编纂人员名单，介绍编纂过程，称道同人。陆费逵未在版权页挂主编名义，这是他实事求是的地方。赵俊著《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言：“主编者之一的献之（即张相）先生曾对我说：伯鸿先生乃《辞海》之真正主编者也……参与修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陶菊隐先生曾云：必须说明，新《辞海》未定稿本的修订工作是在旧《辞海》已有的相当规模的基础上加工进行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6页）舒新城在1936年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书（《辞海》）在中国文化史或亦可占一行，而与个人之关系亦不小。伯鸿有《缘起》一篇述此书编辑经过，兹录于后（日记附《缘起》稿剪贴，占两页），以为他日自传之参考。文中所述五项困难，均属事实，亦即本书之特点。”经比对，“我国字书类书相沿之积弊，或可从此稍减矣”句，舒新城日记中的剪贴稿为“我国字书类书相沿之积弊，或可从此廓清矣”。将“廓清”改为“稍减”，正体现了陆费逵的斟酌和谨慎，此亦为《辞海》编纂史上一段佳话。

吴铁生、陆嘉亮在《书海费经营》一文中说：“中华书局是私营出版机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邀聘全国专家通力协作。于是，主要依靠本局编辑（‘杂家’）搜集材料，反复查核，甄别去取，然后交主编定稿。而且，编辑所同人互相改稿，实事求是，通力合作，从无意见。由于自己有印刷厂，赢得了时间。使这部大型辞书上下册终于赶在抗战之前”，如期出书。（《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84页）这表明中华书局在陆费逵主持下，编辑、管理和经营方法比较科学，有着很高的效率。

《缘起》谈及校印之难的一系列数字：“本书分量之大，为空前所未有，约略计之，全书条数在十万以上，全部字数约七八百万，而因用新式标点之故，手民费事，校对更难。即就标点计之，全书点号约二百万，标号则人地名书名线约五十万，引号称是。大本不欲其多占篇幅，故用新五号字；缩本欲其免伤目力，故字体约等于六号字；每面字数约二千，各种符号约七八百。就吾人经验，普通书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每书印刷所校三遍，编辑所校三遍，此书则每人每日不过校七八面，印刷所须校五次，编辑所须校十次；名词术语尚有夹用他国文字者，校对更须专家。至普通汉字，电报书不过七八千字，各印局铜模少者五六千，多者七八千，此次特加制铜模八千余个，共计已有一万六千个，尚嫌不足；其僻字新字仍须临时雕刻。此种字体，平时不习见，但丝毫不能讹误”，说明管理的细致具体。此类数据统计，在今天并不费力，而在1936年《辞海》出版时便能例举，敢于公布，令人肃然起敬。

《辞海》成书后，陆费逵即命不要拆去排就之铅字版，以备再版时可随时纠正，又关照张相和金兆梓随时“汇收校焉”，注意各方意见和阅读中的札录。为出版《辞海》，当时在澳门路的工厂内“特地新辟一个车间，专门作为排装《辞海》的工场”（《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1年版上编，第202页），由此足见陆费逵对《辞海》之珍重及“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宏愿——“……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难怪金兆梓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中赞曰：“凡此皆非一般出版家所肯出此者也”（《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370页）。

1941年，陆费逵逝世。王云五在《悼念陆费伯鸿》文中称道陆费逵：“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激烈……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先生三十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363-364页）这是另一位杰出出版家对他的很高评价。

综上所述，陆费逵在《缘起》中阐述的综合性词典编纂理念、方法和褒扬的精神，泽被后世，值得学习，陆费逵自身的践行更是我们后学者的楷模。陆费逵希望国家社会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认为出版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刘杲同志为汪家熔撰著的《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作序，题目是“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容我们借用刘老话语稍稍改换为：“今天向陆费逵学习什么。”

陆费逵先生有“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的宏愿，惜英年早逝，未及遂愿。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辞海》自1936年出版后，已修订五次，2009年出至第六版；一部“大辞书”的阶梯——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大辞海》第一期工程三十八卷也将于2015年内出齐，然其规模距陆费逵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