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本文作者（右一）与宗璞（前坐者）、张洁（右二）、李陀（左二）、蒋翠琳（左一）在北京合影。

 

 

张洁“告别”照（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文学报》）

 

■徐兆淮

 

我的心将永远系在这个民族的命运上，一切为了中国人能像人那样生活，别无奢望。

 

                                  ——张洁致本文作者

 

我在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曾结识全国的不少作家，编发过他们不少的作品。自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拜访和通信往来。其中，主要是一代“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此外，便要数介于这两者之间，且创作成就也十分突出的中年作家了。张洁、刘心武，正是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以致退休十多年来，虽一直很少联系，但我依然不时地关注着这些活跃在新时期和新世纪，如今已年近或超过七旬的老作家。

 

近读报刊传媒关于张洁的一些文字和照片，在我脑海里，便立刻浮现出与她结识、组发与编辑她作品时的一些片段情景。当然，她之所以能在分手十多年之后，依然活跃于我的脑海里，主要还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她实在是一位有鲜明个性、有突出才情和杰出成就的女作家。称她是中国从新时期直到新世纪以来，连续荣获国内外文学大奖的杰出女作家，也是个性和成就均十分突出的女作家，一点也不过分。编辑结识作家的渠道与方法，虽有许多种，但在我看来，最佳的渠道与方法，莫过于首先阅读作家的作品，即先识其文后识其人。1982年前后，我就是先后读过张洁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和长篇《沉重的翅膀》，被作品所感染所吸引，而后才千方百计地追寻、打探并结识她的。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曾多次赴京拜访她，也多次热情地邀请她来宁作客或参与《钟山》的笔会活动。其间，她先后应约为《钟山》提供并发表过两部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还为联系编发这些作品给我个人写过十四封信札。

 

作为热爱期刊编辑事业的老编辑，退休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仍然不时地牵挂着曾经长期参与编辑工作的期刊，当然也难忘在编辑岗位上结识、编发过作品的作家朋友。有时，从阅读近期报刊信息和新作入手，常情不自禁地翻检起往日的书信、照片和旧时编发的作品，随后动笔写些关于期刊、关于这些作家的忆旧文字。

 

这些忆旧文字，与其说主要是对该作家作品与文字的评议，倒不如说是一位老编辑，经过岁月的沉淀，对于该作家为人为文的思念与怀旧。

 

近日忽从报刊读到一则关于张洁的报道，尤其是张洁借她在油画作品展会上所言《就此道别》一文，以及铁凝、李敬泽在展览会上的即席演讲，着实让我十分感动，激情难抑地要为张洁告别文坛写下这篇文字。

 

尤其是张洁那篇近似于演讲辞的《就此告别》文中所配发的那张照片，让我仿佛看到张洁面对疾风暴雨、刀霜雨箭，依旧昂然屹立的姿态，顿时从心中涌起了长期以来对张洁为人为文的突出印象：桀骜率真为人，才情忧国为文。

 

于是，我立马搜寻昔日张洁写给我的个人书信。我与张洁的交往记忆，张洁、宗璞与我在全国作代会期间的合影，以及在大连笔会上的交往前后；还有张洁与作为《钟山》编辑的我结识交往，稿件编发的过程，便都一起涌上心头，浮现在我的脑际和眼前。

 

作为一名老编辑，我自然知道，作家与期刊与编辑的长期交往与合作，有偶然的巧合，自然也大多有着必然的缘由，最终还是相互吸引、双赢互利的结果。我与张洁的结识交往与合作，大体也是如此。张洁是颇有个性的作家，《钟山》也不是甘于平庸的杂志。应当说，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长期生活于首都的张洁的创作，开始于新时期初期，也贯穿于整个新时期全程，直到新世纪初期。而同时创办的《钟山》杂志虽诞生于南京，创办者却想把刊物宗旨定在全国一流水平的高度。这样，办刊者就不能不把组稿对象扩大到北京、上海、湖南、陕西等重点文学省市。而年过四十人到中年又在首都社科院呆过十年的我，便有了赴京组稿、结识京中作家的更多机会。

 

限于当时大多数作家家中尚无电话电传，更无手机、电脑可作通讯工具，于是，对刊物感兴趣的作家，作多次的家庭拜访并相机约稿；或邀请有创作实力的作家来宁参与笔会活动，为刊物写稿，就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组稿的主要方式。

 

那时节，我赴京组稿，打听到张洁家就在北京市西坝河东里。遂好不容易坐公交车找到那儿，谁知她那天不在家，家里只有她慈祥的老母亲，我只好向老人说明来意并请转告张洁。其后再次拜访，方才见到这位率真耿直，又细腻柔美的女作家。我向她殷切表明《钟山》约稿之意，并热情邀请她参加《钟山》的笔会活动。

 

记得那是1980年代初期，第一次与张洁见面叙谈，这位人到中年方始崭露头角的作家即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清丽中不乏率真之气，温婉里不失桀骜之色。她在新时期涌现的女作家里，确实可算是一位有才情又有独特个性的作家。

 

那时正值她创作高峰来临，她成了国内各家文学期刊重点组稿对象。对我的热情相邀，她并未立即答应供稿或参加笔会活动。

 

查阅她写给我的十四封信件可知，直到1985年底她在病中给我的第一封信里，才答应供稿：“兆淮同志：我正在酝酿给‘钟山’的中篇。11月11日我便因心脏病住进医院，但时时记得三月份应该交稿的事情，（发奖大会医生也未同意参加）我想我一定按时完成，请勿惦记。春天，也许我会把稿子亲自送去。”

 

未曾料想，围绕她这篇在病中所写的中篇（《他有什么病》刊发于《钟山》1986年第四期）作者张洁与我这个责编竟通信十余封。继1985年12月18日第一封信后十一天（12月29日）所写的第二封信，即她在病床上所写整整四页的信中，除了诉说她的病情、央求编辑容她晚些交稿之外，主要谈的是关于她的长篇《沉重的翅膀》翻译及在西方的强烈反响。信末，她特地写道：“兆淮，病中只节录一些，你看如何？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味崇洋媚外，没有国格。他们不懂，正是一个有国格人格的人，才更受到西方人的尊重。我以为这些文字，对那些人也是一种教育。”

 

更令人未曾想到的是，1986年4月底，张洁带病为《钟山》所写的中篇《他有什么病》，在1986年5月以头条位置刊发在“作家之窗”专栏时，我特地同期编发评论家刘锡诚的评论文章《大写的女人》，附带还发了张洁的小传、照片和作品目录。随后我因生病住院，编辑部在安排编校时，偏偏出现较大的粗疏差错。这让张洁大为光火，遂写信发泄她的不满。

 

1986年前后，“编龄”已有十来年的我逐渐懂得，作家与期刊或编辑的长期友好合作，除了建立在文学观念的契合之外，还需依靠相互之间的谅解与尊重。由于编辑工作的粗疏而造成文字的差谬，从而给她作品的翻译带来不小麻烦，张洁的气恼、发火当是可以理解的，而当我回信说明情况并向她致歉时，心急口快的张洁复信表示谅解，并作了道歉。

 

当然，这次让作者和编者都颇为纠结的问题，多少也表现出张洁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品格。这部中篇因涉及当时的一些敏感话题，发表后曾引来《文汇报》一组争鸣文章。作为责编，我发表了题为《一次值得称道的自我蜕变》的短评，对张洁创作的新变予以正面肯定。短评中，我充分肯定了张洁创作中充溢、流淌着的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文学精神。

 

由于主客观原因，《钟山》与张洁的第一次合作不算十分顺利，但作为合作的双方，对未来并未失去信心。首先是，作者张洁与编者的我仍保持着联系。作为编辑的我，尤其渴望与张洁的第二次合作。我始终不甘心，我们之间的合作只是一锤子买卖。1986年7月28日，张洁在来信中一一指出差错，在表示“十分遗憾”的同时，特地写道：“请原谅我提出以上意思，咱们都应该为刊物的信誉为读者的责任而严肃认真的工作。以上意思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加批评。”正是她诚挚的批评与谅解，对我继续与她联系并合作，提供了勇气与机遇。其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所召开的一次全国作代会期间，我赴京组稿，还特地去会议宾馆再次拜访了她，并在那里与张洁、宗璞、李陀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曾刊发在庆贺《钟山》创办三十周年纪念册上，也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年来特别珍藏的照片之一。虽然在那幅照片上，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显得特别土气，但作为文学编辑有机会与自己喜爱、崇拜的作家合影留念，我还是十分满意的。

 

1985年底至1986年3月的六封来信里，大多谈的是她在病中输液时为《钟山》赶写中篇，并一再为延期供稿诚心地表示“实在对不起你们，请原谅吧！”对我和编辑部一再催稿，这位一向给人以傲气和冷峻印象的女作家，竟在1986年1月8日的来信中，再次表示：“如果给你造成这样的印象，我这里赔礼道歉，请求你的原谅。”时隔多年，如今我再翻阅这些信件，也不免怀疑：编辑部和我当时是否真有“逼人太甚”之嫌？

 

关于张洁的为人个性和为文风格，文学界一向有各种说法与分歧。这里容我引用1986年8月5日张洁来信中的某些片段，大约可对其有一个稍为公允的评价：“兆淮同志：你好！来信收到。我不知你病得那么重，写信去打扰，请你原谅。也许我上次的信写得太急，言语有失当之处，请你原谅。……我是直筒子，有话就说，说完就完，请务必不要往心里去。你太客气，用不着道歉，更用不着检讨，这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只是因为排错太多，我看了以后，非常遗憾就急了。”每读此信，一个对人温婉宽容的张洁形象，顿时浮现在我眼前。

 

可见，率真急性子的张洁，外表冷峻苛严，对熟悉的编辑和朋友实在是颇为温婉有礼的。这也体现在1991年《钟山》刊发张洁另一中篇《上火》所引起的哗然反响上。张洁于1991年12月28日写给我第十四封信开头便说及此事：“据说《上火》给你们添了点麻烦，抱歉！”原来，这篇小说触及当时敏感话题，作品在《钟山》1991年第五期刊发后，一时间引起文坛议论纷纷，编辑部不时也感受到一些压力。所幸后来听说巴老说了话，表了态，这才风息浪止。

 

张洁是一位呼唤真正爱情和真情实感的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爱国作家。如果说，新时期之初她的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主题大多是“人”和“爱”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困窘，那么，她给《钟山》所写的中篇《他有什么病》和《上火》则主要取材着意于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现实矛盾的揭示，体现了作家忧国爱民的情怀。前后对照，可说明张洁正向着人性和文学的更深层次突进。

 

这种自我蜕变的追求，可见之于她的作品，亦可证之于她与我的通信中。1986年3月13日，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我正在写的这篇，谈不上细腻或沉甸甸，但总之一如我过去的作品，我的心将永远系在这个民族的命运上，一切为了中国人能像人那样生活，别无奢望。”

 

而在1985年12月29日给我的长达四页的信中，更披露了她在汉莎出版社第十五期自我介绍中所写：“在外国人面前，我首先是最敏感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中国人。”作为编余也写点评论文字的老编辑，我如今七十有六，渐渐老去之时，再来翻阅这些作家信札，品味其中价值，真有些后悔，为何当时不多下些功夫写点研究张洁的创作的评论，或者多编发一些关于张洁创作的有水平的论文呢？

 

作为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同步前行的老编辑，我一直认为，张洁是中国从新时期直至新世纪初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连续荣获国内外文学大奖的女作家。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曾荣获两次全国短篇小说大奖、两次茅盾奖、一次中篇小说全国奖，可谓大满贯作家。也许她给《钟山》刊发的两篇中篇小说并不能说是她的代表作，但我依然认为，这两篇作品是她创作历程中一次值得称道的自我蜕变。而且，她为创作这两部中篇小说而写给我的十多封信，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研究张洁创作道路的重要资料之一？

 

2004年，我正式退休，离开了《钟山》编辑部。从此，作为编辑与作者，我与张洁的工作联系告一段落。作为她的读者与朋友，我却始终关注着她的创作信息。当她的长篇新作《无字》再次荣获茅盾文学奖时，我不由为她暗暗庆贺。委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像她这样连续荣获全国大奖和国际文学奖的女作家，实在并不多见。称她是中国新时期新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并不过分。

 

我从文学编辑岗位退休之后，仍不时地关注着昔日那些曾有交往的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信息。已有许久未听到张洁有新作问世了。此刻，听说她借着举办个人画展之机，道别读者与文坛，除了引起我翻检旧日书信、回忆往事之外，我真想找机会走入首都现代文学馆，去观看她的油画，欣赏她的才情新作。当然，倘有可能，还想再去她家拜访这位作家和文坛老朋友。

 

只是未知，已有十来年未见面，她这位大作家可还记得我这个与她有过多次交往与通信的老编辑老朋友。我知道，作为一位有着几十年创龄又有相当成就的老作家，她平生结识诸多文学编辑与记者，即使现在忘了我，我也会理解她尊重她。而我定会永远记住她发在告别会上的那张照片，记住她写给我的那十多封珍贵的信件。

 

退休十多年里，我曾写过数十篇“编余忆旧”的文字，分别追忆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里结识的作家。一直引以为憾的是，独独缺了张洁这位有个性有才情有成就的作家。现在，终于有机会借此文弥补遗憾了。

 

十年之前，写完长篇《无字》，张洁已年近七旬。得知她决定封笔改习油画时，我们虽有遗憾却不能不尊重这位女作家创作的严谨独特。如今，当七十八岁的张洁在她的油画展上宣布“就此道别”之际，我们在略显遗憾惊异之余，也不得不敬佩她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吸纳。

 

张洁此举让我想起另一位作家朋友忆明珠，当年在连获全国诗歌、散文大奖后，宣布从此封笔辍文，改为习字画画。记得当时我曾为此写过一篇题为《从忆明珠封笔谈起》，以资纪念。如今，当张洁也沿袭一部分中国文人的文化习俗时，我在感佩之余，特地也作此文纪念。

 

张洁以其不同凡响之举，向文坛、向她的读者和朋友“就此道别”了。但我毫不怀疑，她的作品和油画将永远留在我和读者的心中，留在中国文化史册上。我也坚信，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为张洁油画展所写的序中所说：“那是一种不渗水的本能，一种令人艳羡的充沛的艺术才情。”我也信服评论家李敬泽所言：“张洁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是乐于寂寞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出现在人们眼前，但不管时隔多久，再见到她，都像是见到久违的、亲切的、敬爱的朋友。”

 

行文至此，我不由再次端详《文学报》2014年11月13日所刊发的张洁那张内涵丰富的艺术照。在山与海的广阔深沉的背景上，迎风而立的张洁，艰涩而又美丽，瘦弱中又不乏坚韧，温婉的眼神中又透露出些许坚定与执拗，可说是融倔强、自信、率真于一身。当人们读到她在遗嘱上所写下的“三不”之言时，更让人意识到，她确实是一位个性独特的女人，一位才华横溢、在国内外文学界有影响的女作家。

 

在我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张洁并非认识最早接触最多的作家，也不是供《钟山》作品最多并有获奖作品的作家，但她之所以能给我以如此鲜明的印象，实在是因为她的独特个性，和她对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突出贡献。既然她不愿人们在她离世后写纪念文章，我当在她生前写此文告之读者我对张洁为人为文的印象。大约此文亦可算是我所写“编余忆旧”的最后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