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苏恺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九七七年，苏秉琦（右）考察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考古学家苏秉琦，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三十年，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对重建中国史前史、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等方面，作出过重要学术贡献。《我的父亲苏秉琦》再现了一代考古学家的坎坷历程，以及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时代风雨中仍然肩怀家国使命，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面貌。“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黑龙潭边面壁七年读“天书”

1971年4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世，《参考消息》刊登了国外关于他的报道。父亲把其中的一段话特意一字字地念给我听：“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解释道：这是指还没有明显成绩、即还没有成名受到公认时），就已经懂得了什么对于他是重要的。”他把后面的几个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导我，也是对他自己那个时期的总结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来了一幅准备送外宾的国画《达摩》给他欣赏。他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我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我才联想到，他在黑龙潭待了七年。一个而立之年的学生，跟随着一个知天命且耿直的优秀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长达七年，没有做业务之外的任何杂事，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也常思量，父亲和他的老师如此固守七年，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否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韧性和顽强精神？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和角度谈话聊天、交流读书心得和思想，对于父亲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进一步告诉我，三十年代在云南，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实践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学术思想发育的种子。他在以后的回忆里说，这个时期好比在释读“天书”，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将这个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演化规律依序分成了四个阶段，应是摸索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论的开始。

他还告诉我，上世纪三十年代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写的《先史考古方法论》一书，介绍了器物类型学，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但人家针对的是北欧、意大利的青铜扣针、短剑和容器，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地下出土的陶鬲和陶罐。为此，他说他不得不学达摩，长年对着这些器物反复思索着，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几年的成果，现在在北大用一节课就能说完--当然想吃透它也非易事。

我到了九十年代才知道，1939年有件事情对于父亲的学术生涯起到重要作用。适逢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学术要人也颠沛流离来到昆明（后来他们去了重庆），经王振铎引见，父亲和李济等比他年长的同仁见面，显然是一次学术心灵的沟通，也令父亲终生难忘。那次和李济会面后，又见了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

1941年，父亲的《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十万字初稿完成后，按照徐旭生文章里所说，考虑到这是父亲的第一部著作，唯恐有闪失，所以要求父亲把初稿邮寄给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和石璋如等前辈把关。书稿经修改后，又经徐旭生1941年6月作序，父亲用挂号邮寄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书稿下落不明。

那时父亲常和母亲念叨他的“书稿丢失”及“太平洋战争”带来的损失等，直到返回北平后父亲有时还会说到这事。幼小的我，只知道父亲遇到了麻烦事，对他的打击较大，但不知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的出版，历经艰难，直到1948年初才正式付印。1948年10月，父亲收到了李济先生对此书所作出的肯定性回信。

我由此理解，李济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手稿送给了父亲，应是很贵重的“礼物”。因为李先生的文稿成于1944年，而父亲在1948年的文章里提到，他很想亲自抚摸一下小屯的陶片，我推断，赠送的时间应在1944-1948年。李济的毛笔字清秀工整，被我父母珍存在樟木箱子的最底层，幸存至今。

昆明当时聚积了很多的优秀知识分子。那时在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位于黑龙潭西北方向约五公里）的聚会，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有人曾将它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每次参加活动的不过十五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父亲说，他们和王守竞厂长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们像是在没有外人理会也没有干扰的安静的地窖里慢慢孕育发酵成为了精品。

我还记得赵九章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简陋教学办公桌旁的土墙壁上，挂了一幅未装裱的写有岳飞名言“还我山河”的水墨画，足见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父亲领着我在这张简陋的黄色画纸前观看了许久：江南水乡，穿着蓑衣的一个农民在稻田里赶着水牛，一个如同我年纪的孩子双手捂着头往茅屋方向跑去，表明家是多么的重要。这幅简单的画，深深印刻在我幼年的脑海里。我也模糊地记得，赵伯伯他乐观，爱说笑，精神抖擞。我长大后得知，他勤奋地收集和阅读了所能得到的多种学科的专业资料，为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施展特有的才华（他一贯倡导多学科的协作，做了许多有远见的战略部署，如航天卫星、气象预报、建立地球物理所等）奠定了扎实而广阔的业务基础。

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利用常常和徐旭生见面的机会，借阅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发现了墨子对于光特性的叙述，还发现了古人对于“地动（地球不是静止而是在运动中）”的认识。知道了这些发现，都早于国外，从而为他与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为了筹建光学实验室，身材不高的他常常围起蓝色围裙和玻璃工在研磨机旁一干就是一整天。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父亲的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很单调的，就是埋头写东西，看材料。一同工作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他们也议论些什么，徐老伯常是主要的发言人，偶尔还会站起来，或者背着一只手在房子里边走边说。我儿时的印象里，这就叫史学。

父亲和徐旭生先生倒是能和庙里的老道士谈得来，几次我见到他们在院子里意味深长地细细叙谈，绝不是一般的寒暄聊天。后来父亲还告诉我：“那个道长（住持）很有学问，可不要小看人家，他曾回答我说：'你要想学习道，进而明白道，首先你的内心要净、要空--去除繁琐的杂念；心虚了，道自然就会在你心里生根，之后才能悟得大道真谛。'我那时正长期地苦思苦想，经他一说，我明白了，我得去除杂念静下心来，于是我要寻找的道理--类型学--自然就进入我心田了。”

俞德浚伯伯有一间工作室，是座建在密林中的小房子，很像童话故事里的情景。他常在那儿一面看那些标本一面做笔记。父亲好像看得很入迷，对他说，我羡慕你，你有这么多财产。父亲也带我在静生植物园里，看俞伯伯的试验现场--花卉暖房，还有两间和蔡希陶先生亲自砌出的烤烟房，还有养殖洋狗的犬舍。原来俞先生和蔡先生为了筹集到野外考察的经费，想了许多办法：引进并培育“大金圆”的优良烟叶品种，培育它适应云南的土壤气候环境；自己动手繁殖稀缺的花草，又在昆明市区开了个花卉商店出售；繁殖宠物狗和鹦鹉到市区去卖等等。几项措施都得到了不错的经济成效。特别是第一项既得到了经费，也是工作的一个目的。近半个多世纪来，云南省烟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他们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关系极为密切。

父亲对这些努力和经费收入很关切也很羡慕。他曾对俞伯伯说，可惜我没有你们这样的本事和条件，我挣不到钱呀。原来父亲的心思，是幻想也能运用什么办法筹集到一点费用，到云南偏远地区搞些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环境的调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艺流程、土法炼铁过程的调查等。此前，当他听了俞伯伯讲述的有些彝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时很着迷。俞伯伯举例说，他想送给彝族头目一些礼物却遭到拒绝，因为头目说他无法将这个礼物均匀地分给他的手下人。

父亲曾多次隐约设想过从家庭方面再次得到财力支持，用于云南地区小规模的“自费”野外考古调查。限于那时云南境内的社会环境，野外考察必须雇工并携有枪支，携带马匹、马夫，集体行动。俞伯伯也一再告诫我父亲，去野外没有四五个人是绝对不行的，疾病、土匪、极度艰难危险的路途、和当地的头目结交，都需要财力、人力。而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能按时发出薪水就是最核心的工作了，连办公用品的费用都极少。

于是，他只能多向老乡们询问。诸如山村里手工制陶的方法，泥制烧炭炉子的打制方法，手工打制银器、磨制玉器饰品的方法等。他还很注意查看村民妇女衣服帽子上刺绣的图案花纹。我后来才懂得他是在了解古代人对于花朵崇拜的渊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得知云南那里发现了不少新器物，感慨道：可惜呀，我当年没得到机会去各地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