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女性的宿命与忧伤》

艾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海燕

艾云曾说过，写作和生活，一点都不能偏的。人最终完成的是一个美的造型。艾云写作的出发点，很像她一本书的名字《为自身和历史》。艾云的写作始于对个体肉身之人的追问，沿着个人生存的真实情状而展开，在对自身的欲望、罪感的施洗中，对有限性时间的深刻体验中，找到她要说的真和准的话。拯救从自身开始———这使艾云的声音一开始就有了可信、可感之处，不是宏大道理的代言人，却在普通中高贵，在沉沦中拔擢。多少年来，尤其近年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宏大叙事，习惯于对西方理论的阐释与演绎，却忽略了对自身的打量、拷问以及负责。艾云不摆着学者的架子做学问，她认为身心明媚的女人才能给世界以鼓励。她迷恋现世的细节与美好，却又窥见了深渊———历史的、人性的、文明的、艺术的真正脉络。她在对于自身经验和整体性生活的反省与追问里，对自身和历史负责。

因为艾云对于经验的尊重，使得她的写作带有难得的直接性和生动性。事实上，杂乱经验的清理俯瞰，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便可去做，它要求有整体生活高度、有综合美感者方可。艾云多年来向着美好聚神的生活，为这写作做好了心性准备;而多年来的西学研读背景，也使她的思之参照系在人类生活的大背景中，系在人类文明的巅峰。这使她的写作具有了整体生活高度、综合美感和独异的智性，当然还有艰苦的劳作。我想这应该是现代性写作区别于农业时代写作、知识性写作及功利性写作的一个标志，也是深度写作的一个标志。因此，艾云能够对现代性语境中歧义纷纭的问题或话语作出更人性的理解。2006年始，她在《花城》推出“艾云专栏”。2009－2011年连续三年，她在　《钟山》开“事物本身”专栏。这些文字后来结集为《寻找失踪者》和《玫瑰与石头》。艾云的写作和她的生活一样，没有受到诸如时代、时潮、文坛的裹挟，她迷恋生命之间的爱，迷恋严肃的事物，向着非功利的方向思想与写作。这使她的写作既感性又超拔，一如她带给我的第一也是经久的印象。

在艾云的思之历程中，会明白艾云为什么会写出《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女性的宿命与忧伤》这样一本书。在这些年中，艾云心痛地经历了自己的文友如萌萌、余虹的英年早逝，看到或近或远的一些朋友被疾病击中，她自己也曾因早年的不易生活积攒下身体的不适，经历了几年持续的中医调整。她思考身体这个载体是怎么回事，个人的悲剧性命运是怎么到来的，精神和肉体该是怎样的互为……

之前，艾云的文字谈论的是生活的界限、表达的终极、伦理的方寸、文人的处境、艺术可能存在的方式、艺术家的生态与心态、思想史的轨迹、知识分子的认知限度等等，更偏重于精神、审美和生命伦理问题;《我的痛苦配不上我》，简单地讲，就是谈疾病，谈我们怎样才能身心健康地活着，更关乎每个人。

艾云谈人们的习惯性细节和观念。中国人多年来的盲从和昏聩的生活背景，使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和习惯有种种的不明察，致使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我们的身体里积累下病根。艾云谈到医生和患者双方布下的魔阵和陷阱———对医疗器械和药物的依赖，尤其是抗生素的滥用。在大环境对你不够负责的前提下，患者要学会找到正确的渠道，进行自我救赎。这自我救赎包括:畅通的脉络、温暖的空气、普通的粮食、必需的劳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充沛的血与气。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

艾云写到了苏珊·桑塔格，这个写了《疾病的隐喻》　等著述的杰出女性批评家把自身的疾病、受难体验，转化成文化现象，用隐喻之笔，写成人类面对苦难时的普遍经验，最后能够说出:“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在《谁的个人悲伤》里，艾云写她自己，讨论的是困顿之家出身的人，其身体所患疾病的渊源。她写道:“人拥有生存的觉悟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学会自我呵护，对于个体命运是多么重要。而个体命运的好与坏，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绵延。”“身体属于个人，又不仅仅属于个人。因为当我们在昏聩中迷失时，个人的悲伤将衍化成民族的痼疾。”

艾云说着大时代忽略的小细节，却触及着大时代的深切问题。这是艾云的一贯笔法。“如果社会处在正常状态，那头脑清醒、懂得如何安排自己身体的人，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日常，推及大的方面，这样的人也才懂得制度的安排。”“美好的精神面貌，从来都是社会财富不可缺少的部分。”想想可不是吗?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的粗鄙化，使得我们的水源、空气被污染，食品无保障，交通大拥堵……所有的小问题，都和大问题相连。

遇到这本书的人，或许从此会更懂得如何珍惜身体，在细节和观念上改变自己，活得更健康、更明澈、更美好，再以此渗透和影响公共生活……或许我们的生活史、社会史就是这样悄然改写着。在这个时代，我们倍感文字的虚无，但分明又感受到文字撬开板结的生活的惊心力量，如思想者艾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