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邦述书法扇面

民国影印本《碧云集》卷首及书牌

看藏书人的传记，似乎他们藏了一辈子的书最终却风流云散不知所踪，韦力笔下的藏书楼或人去楼空，或移地重建，有的甚至不知所踪。书和楼，以及它们和藏书人之间的纠葛在滚滚时间长河前到底是黄粱一梦，还是雁过留痕?　本报今日第四、五版特节选韦力实地重游这些私家藏书楼的所观所感，留待读者自己体悟吧。　                                        

                                                           ——编者

韦力，爱书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著有《书楼寻踪》《古籍善本》《古书之美》《古书之媒》《芷兰斋书跋》等。

十七八年前，韦力偶然看见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的一篇关于重访藏书楼的文章，询问为何没有下文，教授说“访藏书楼太费劲”。也是，那个年代的资讯远不及互联网普及的今天，但韦力还是决定将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用他的话说:“总得有人去做吧。”于是他花了五年时间寻访了一百四十多个藏书楼，集结成册，于是有了我们熟知的《书楼寻踪》。

遗憾总归是有的，很多错过遗漏的书楼成了他的魂牵梦绕。随着更多资料的发掘，三年前他计划重访藏书楼，这一访又是一百六十多个，其中仅一成藏书楼与之前《书楼寻踪》的内容有所重合，这些都将收录于他7月即将出版的新书《落日楼头》(书名暂定)中。韦力还说，这仅仅是泱泱中国藏书史中私家藏书楼的部分，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探访中国知名的公共藏书楼。

邓邦述在晚清民国间以他的藏书质量论，今天是叹为观止，但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太多的大藏书家在世，这使得他拼尽全力搞起的藏书事业却无法跻身于第一流的藏书专藏。然而，他的藏书故事却广为流传，尤其他那大起大落的经历也在其他藏书家中不多见，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邓邦述成为了晚清民国藏书家中的著名人物。

邓邦述能够成为藏书家，以我的看法有其必然性。他不是脑子一热就不顾一切地搞起这么大一份收藏。邓邦述九世祖邓旭在清初就已藏书万卷，并且有自己的藏书楼，书楼名叫“青藜阁”。到了民国年间，邓邦述还专门去寻找了这个藏书楼的遗址，并为此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中有这样一句:“秘阁青藜列万签，古香喷纸透疏帘。”而邓邦述的老丈人赵烈文更是位藏书名家，当年天放楼是常熟有名的藏书楼。邓邦述二十二岁时就娶了赵烈文的女儿。因为这层关系，他前往天放楼看书。这次的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当然在邓邦述的眼中，“容颜”肯定是宋元本，于是他就此有了藏书之志。这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吴梅先生在给邓邦述诗集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就昏常熟赵氏，得读天放楼书，慨然有志于收蓄。”古代“昏”字通“婚”，吴梅在这里说的很明白，邓邦述就是因为娶了赵氏女儿才看到了天放楼的珍藏，因为这一看，中国就诞生了一位著名的藏书家。

邓邦述也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就是两广总督邓廷桢。邓廷桢的名声很大，原因就是他当年协助林则徐在广东禁鸦片。而赵烈文自己也很会读书，在光绪二十四年就考中了进士，他曾经跟着端方出国考查，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形。如此想来，他喜欢藏书也算是一种宿命，毕竟游历了那么多的国家，看到了中国的羸弱，依然能对古代传统文化如此挚爱，这一点真难得。回国之后，邓邦述到东北任职，成为了徐世昌的手下。他在东北就开始大量收书，后来前往北京，仅拉书就雇了几辆大卡车。来到北京之后，更加是疯狂购买。藏书界又出了个大买家，这个故事在琉璃厂书商之间迅速传播开来，这些人都背着书每天等在邓邦述所住的江宁会馆门口。邓邦述说:“厂肆书贾，云集响应，昕夕候于门者常十数人。遇善本往往出善价不吝，每用以自豪。”据说邓邦述买书从不还价，他的这种心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余怀千金市骨之意”。他用历史上这个典故方式来买书，以此告诉书商们:我买马骨都能花大价钱，就更别说千里马了。邓邦述说:“明年乙巳，遍游环球。又明年，归居京师，始收宋、元抄本。居京师不足一年，积书万余卷。”他的这种买法果真有成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收到一万多卷善本书，其中宋元本竟然达到了九十七部。

邓邦述的这个买法可谓惊人，在古往今来的藏书家中都极其少见。但是人们只看到了他的豪举，并不了解他是如何支撑自己这种不顾一切的行为，因为其实那个阶段邓邦述并没有那么雄厚的资本，买书钱大多是借来的，他可能觉得自己今后有本事，能够升官发大财再还上这些钱账吧。但满清的结束让他变得无官、无职、无收入，顿时他就变得“辛亥国变，贫不自给”，用他自己的说法，几年之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这时，也只能靠卖书来生活了。

邓邦述所藏之书名气最大者应当是　《群玉诗集》　和　《碧云集》，这两部书的后面都刊刻着“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这个书铺在宋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气，此铺刊刻的书一直受到后世的追捧。而邓邦述得到的这两部经过了很多大的收藏家递藏，比如有文征明、徐乾学、季振宜、安歧，后来到了大藏书家黄丕烈手中。荛圃先生特别喜欢这两部书，他还郑重地在自己的宅子中给这两部书专列一室，名叫“碧云群玉之室”。这两部书的得来也很有故事。1905年，邓邦述正准备跟端方前往欧美考察，这时候当地著名的书商柳蓉村带着这两部书让他看。邓邦述说自己要出远门，来不及商谈此事，等回来后再说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邓邦述嫌价格高，找这么个借口来推托。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他回国时，柳蓉村再次拿出这部给他看，并且跟邓说这部书很多人加价想要，他都没有出手，因为说好了要给邓留着。这句话让邓邦述很感动，于是连价钱都不还，就把这两部书买了下来。

此书买下之后，邓邦述也同样很喜爱，他将这两部书做了考证。他发觉这两部书的作者李群玉要早于李中，这样看来，黄丕烈把　《碧云集》　列在　《群玉诗集》　之前有时间先后的问题，于是邓将其顺序调了过来，并用这两本诗集的前两个字重新命名了自己的堂号，叫做“群碧楼”。这就是这个著名堂号的来由。

吃饭当然是头等大事，虽然邓邦述很喜欢这两部书，但他还是将书卖了出去。1927年，经过蔡元培的介绍，他把自己的藏书以五万块钱卖给了中研院史语所，其中也包括这两部著名的宋本。而实际上，邓邦述并没得到这么多金，因为还要扣除一成的佣金，到手的钱仅有四万五千元。可是您要知道，邓邦述仅在宣统三年买书的钱就花了七八万两白银，这就是典型的贫卖与富买。在急用钱的时候，包括古书在内的古董都难以卖出好价钱来，但是到了用钱的关头，无论贵贱都需要卖出。他的这个故事很让书界人感慨，伦明在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中感叹到:“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如果邓邦述卖出自己的藏书，能够还清了债，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伦明说他卖书而能令其“债俱空”，我觉得真能如此，也算是个很好的结果了。

两年前，我到台北中央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去看书，王汎森院长问我想看什么书，我所点明要看的数种书中就包括邓邦述的这两部镇库之宝。细细地翻看这两部宋版，的确跟从照片上来观看的感受迥然不同。我想象着当年邓邦述得到这两部书时的欢喜心情，似乎能够看到他愉快地摩娑、认真地考证，似乎也看见了他卖书时那种纠结与痛苦的表情。

爱书之人如果没有了书，那确实是很痛苦。后来邓邦述又开始收书，但这时候的财力已经不能让他随意地挥洒。1926年，他买到了一部明刻本的　《贾浪仙长江集》，而他原来还藏有一本同样是明版的　《孟东野诗集》。在历史上，贾岛和孟郊并称，有着“郊寒岛瘦”的说法。而今邓邦述得到了这两部书，此时的镇库之宝　《群玉诗集》　和　《碧云集》　已经不在自己的手中。他可能觉得再叫“群碧楼”似乎有些名不符实，于是就把自己的堂号改为了“寒瘦山房”。这个堂号叫起来多少不那么大气，但我觉得邓邦述是借书发挥，以此来隐喻自己的现况。

其实邓邦述的另外一个藏书观对我也有些影响，因为他有一度特别喜欢明嘉靖刻本。他曾在琉璃厂广泛搜集，很快搞得了一百五十种，于是他把自己的其中一个堂号命名为“百靖斋”。他收嘉靖本的时候是自己敢于举债狂收阶段，高于行市买书，当然好书都会聚集到自己手中。邓邦述也同样知道这一点，他自己曾说:“厂肆知余意者，往往储　(嘉靖本)　以相待，而索值渐高，几与元刊同价。”邓邦述用元刻本的价格来收嘉靖本，那自然这些本子也就都归了他。其实明嘉靖本作为专题收藏并不始于他，当时的吴梅、董康以及后来的黄裳都曾经把嘉靖本作为一过去专藏。关于这一点，严佐之先生在　《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　一书中将其做了特别的强调，只有邓邦述在编目时，把嘉靖本单独从列出来。他所编的　《群碧楼书目初编》　中有“明刻本”一栏，但另外还有“嘉靖本”一栏。这在其他书目中从未见到过。因此严佐之先生评价说:“书目初编特辟嘉靖本刊本专卷，过去书目很少见及。”我受他的这种影响，二十多年来也尽量地收集自己没有的明嘉靖本，到现在也已经达到了他当年的这个藏量。由此想来，我应当感谢这位先贤。

十几年前我到苏州访藏书楼时，曾经拜访过邓邦述的旧居，并且很幸运地还见到了他的小儿子。在那里，这位老人给我讲解着故居的变迁，但对藏书之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了解。我曾经从一份资料中看到，邓邦述去世之后，家人把剩余之书全部卖出，当时的介绍人是叶景葵。邓邦述的旧藏分别卖给了苏州的集宝斋和北京的景文阁、东来阁、文殿阁这四家旧书店，当时的总计是三万二千元。而邓邦述计有三位妻妾，后来孩子们是怎样分这些卖书所得我却查不到具体的史料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邓邦述的尊重。两年前再到苏州时，我又重新拜访了他的旧居。

邓邦述群碧楼的旧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侍其巷38号。院门口的文物保护牌却是金属的。苏州的文保牌很奇特，各种材质几乎都有，木制的、金属制的、石制的，在悬桥巷还见过有机玻璃制的，至此我还没弄明白，不同材质的文保牌是因为立牌的时间不同还是因为保护级别的不同。进院视之仍是一片杂乱，但这跟我当年所见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院中的格局让我看上去也变得很是陌生。十年前来此时，邓邦述的小儿子向我讲述过他仅有的一点记忆，而此次我跟江澄波老先生在一起吃饭，我向他请问邓邦述儿子的今日情形，江老说自己跟邓邦述的那个小儿子相识多年，但我此次前来却不能再次见到，因为此前不久他已经故去了。今日再踏进此院，虽然已经知道不可能与故人相逢，但还是有着人去楼空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