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静宜

又是一年清明。每到这个日子，南开园的氛围中总湮润着几分静穆，应该是终日忙碌于教读的师生们并没有忘却已经离去的那些先生们的身影吧，因为这些年随着老先生们的先后谢世，越发让人们怀念那一代学人的作为和情怀。

吴廷璆先生　(1910—2003)，著名日本史专家。当年，来新夏先生是因吴先生的引进才与南开大学结缘，开始教书育人的学术生涯的。1950年冬，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吴先生赴京邀聘教师，找到旧交范文澜先生。当时来先生正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三所(即现近代史所前身)工作，师从范文澜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范老既了解来先生的业务情况，又考虑到来先生家在天津，于是推荐来先生到南开任教。对人生道路的新开端，尤其对吴先生的热诚接待，来先生到晚年还记忆犹新:“在开学前一周，我持介绍信去吴先生在南大东村的家，见到吴先生。那年吴先生整四十岁，比我大十三岁，按学人惯例说，他是我的师辈，又是单位领导，只需说些客套话，顶多指示如何报到等就可以了。但是吴先生为人非常热诚，他请我在沙发上坐下，并介绍他自己是绍兴人，与我是同乡(我的家乡萧山，和绍兴原都属会稽，所以萧绍论同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大，专攻世界史，特别是日本史。他说范老曾写信来，介绍了我的情况，已对我有所了解。他很直率地要我从助教做起，并兼任系秘书，给他当助手，管办公室的事务，我都一一应承下来。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吴先生起身穿上外套，要亲自陪我去办报到手续，我推让再三，他说我陪你去，比你自己去顺当得多。于是他陪我去见秘书长黄钰生，彼此认识一下，并从黄先生手中接过已写好的正式聘书，又领我到事务科领取分配在北院的住房钥匙。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显然吴先生已在事前都办妥了。分手时，他嘱咐我尽快把家安置好了，下星期正式上班。”自此，与吴先生同在历史系工作，虽然不同专业，亦师亦友相处五十余年。

来先生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不久，吴先生以知名学者、天津市民盟领导人的身份奉命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临行前，吴先生向来先生很认真地交代了在他离校期间要做的事，并将他所授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交来先生代授，为了让来先生在仓促上阵前能有备课的周旋空间，还无私地把自己前几章的讲课记录给来先生参考，由此来先生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事情虽然发生偶然，却是来先生教学生涯的重要节点。来先生回忆说，吴先生慰问志愿军回国后，“他考察我的教学效果还好，就正式和我谈，肯定了我的工作和教学，并说‘中国近代史’本是系内无人承担，他才放下自己的专业课来讲这门课，现在我既能承担，他也就放心地把担子交给我。当时我非常惶恐，因为代课只是短期的临时工作，尚可硬着头皮闯过去，而正式承担，则我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缺乏应有的准备。吴先生可能看出我的畏难情绪，就谆谆教诲我说:‘人总要选择一条生活之路和事业之路的，你就走这条路吧!’于是‘中国近代史’从此成为我在历史学领域终身从事的专业，并在几十年来做出了一些可以告慰于吴先生的成绩。”来先生始终认为吴先生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关联，吴先生逝世后，年已八十岁的来先生在怀念吴廷璆先生的文章中说:“一个人能有长期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一条生活和事业的人生之路，那就可以‘一生无忧’，吴先生给我的正是这个‘一生无忧’;但是吴先生从不望报，而我也本着大恩不言谢之旨，没有做过任何人情上的表示，只是努力工作，力求上进，不让吴先生蒙羊公鹤之羞。”这种深深的感念之情没有语言的表达，只是默默地贯穿在来先生一生的行动中。

来先生在吴先生的晚年有过一段值得记述的交往。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先生出任首任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会长，不久，就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由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的编写工作。吴先生作为中国日本史学科的开拓者，早有此宏愿，尽管当时学术研究还面临着不少禁区，但他还是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日本学者对日中两国历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作为中国人民，借鉴前人的业绩，用我们的观点方法试写一部日本的历史，似也责无旁贷。”于是邀约学界才俊，全力以赴。吴先生亲力亲为，前后十年，年逾八旬而一丝不苟。来先生得知此信息时正在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任上，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的学术著述，必将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力主克服困难出版这部百余万字的《日本史》。虽然出版社初创期间资金拮据，但历经三年编校工作，终于1994年面世。《日本史》出版时，来先生已退归林下。吴先生难抑心中的兴奋，拿着厚厚一部亲笔题写了上下款的　《日本史》，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亲自登三楼送到来先生家，共享收获的喜悦。《日本史》出版后屡获大奖，作为高校专业教材至今无出其右者，而且连连重印，成为南开出版社的看家书。作为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我亲眼目睹了二位先生为这部大书付出的努力。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他们之间那种看去淡然实则深沉的书生之情令人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