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时，回首故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个国家从那时开始就卷入了全球化的发展之中。技术人员与学者被派往西方国家，以重建被中断的联系与新建各种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中国诗人、在海德堡大学博士毕业的日耳曼学界领袖人物冯至教授，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访问了欧洲的德语国家。在同一时段，海德堡汉学教授德博与正在蒙特利尔从事日耳曼学研究的我本人开始合作，准备开辟德中精神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

我于1980年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在北京进行了三个月的客座研究，这就使得这两种趋势得以交融并汇流发展。最初的成果就是第一次、具有开辟性意义的、关乎双方精神关系的德中国际研讨会，1984年在海德堡以“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为主题召开。冯至教授率领了一个小型的由北京学者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也正是以出版这次精神交流的成果为契机，我们创建了欧华丛书(Euro-Sinica)。为了表示对这一项目的全力支持，著名的书法家、作家、博学之士钱锺书教授，用中文题写了“欧华丛书”的名字。冯至、德博与我三位合作者的努力，在中国与欧洲的德语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学风流派。从此以后，在中国与德语国家之间，两种文化实体的精神交融日益繁荣，它同时也在欧洲范围内寻求同样的深度。

叶隽博士已经因其在中国发表的数量丰硕、相当重要的著作而建立了学术声誉，现在他又承继起冯至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优良传统。2006年，在我于蒙特利尔所主持的“非基督教文化中的浮士德接受”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发表了“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建构发展镜像的浮士德接受之变型(1920-1940)”的报告，其论述之深度与史料的彻底性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对我而言，如同春风拂面。因为，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虽然有很多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在德国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研究了类似的题目，诸如布莱希特、德布林、歌德、克拉邦德、黑塞(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像席勒、海涅和茨威格，总是不断地被重复研究。其结果就是，封面各自不同，但其知识水平却始终如一。相反，叶隽博士及其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双重转型。我们知道，接受就如同一种化学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一种新的成分——也就是接受者——被加入到现有的成分之中，由此而产生另一种产品。最终产品与本来原物之间的差异程度取决于这个添加物的新颖程度。以前人们研究德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认为其使得一个新型的、陌生化的中国产生了。现在经由第一批中国日耳曼学家陌生化与转化后的德国精神，也被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进一步还深入分析了中国人希望在德国精神里寻找什么，以及在其中传送些什么，以使得其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就像第一次转化后产生了一个欧洲化的中国( Euro-China)那样(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Chinesien)，那么现在的第二次就出现了一个汉化的德国(Sino-Deutschland)。

叶隽博士是一个追求彻底性的分析家。他的研究集中于三位德国精神伟人，即尼采、歌德与席勒。这从叶隽新著《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的章节划分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接受的重要程度作出的选择。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得读者获得一种新奇感。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对中国人来说比浮士德更为根本，而后者又要优于威廉·退尔。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三个方程式(等式)的列出是特别有趣的:尼采=苏鲁支，歌德=浮士德，席勒=退尔。从本质上来说，这关系到一个简化过程。或许这是一种本质认知的简化法，或许是镜像辨识的不可避免的伴同现象，尤其是在经由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转型的过程中。因为不仅是中国的日耳曼学家对德国精神史的“三驾马车”如此接受，而且还有那些曾在日本和英语国家留学者对他们也同样有所认知、有所研究。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不管怎样，这也折射出中国心理与精神史的发展过程。但我可以推想的是，德国人对此也会同样感到饶有兴味。因为这从根本上关系到(原型的)变型能力，同时它也展现了德国精神影响史上富有启发性的一章。故此，使得德国读者能有机会阅读到这部著作将是很有价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