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事说不完》

唐元明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徐宗文

2016年春节长假，收到同行老友唐元明先生寄来的新著《书事说不完》。开卷，眼睛一亮，于是，这本装帧简洁典雅的读书随笔不期然地成了节日里的精神食粮，几乎一口气读完。

元明的笔记共有长短六十六篇文章，说的都是作为职业出版人与书有关的事。其中一篇写台静农的，题为“博雅与深情”。此文乃元明对台氏一生治学成就的总结与概括，我正好借用作为阅读他的大作的感受与心得。

元明是做编辑出版工作的，这就需要当事人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读书中认识朋友，提高自己，做好工作。这应该是所有出版人的共识，元明当然更有深切体会。我在阅读元明著作的过程中，就深切感受到他“博雅”的一面，以至于中途特意与他联系，称赞道：“看来你读的书比我多！”这不是我故作谦虚，而是由衷感叹。在他说不完的书事中，就可以知道他的阅历有多广，读书有多多。可以说，当今学术界能称作“大师”一级的人物，他几乎都有接触，对他们及其著作多有阅读与理解。

我清楚地记得，二十一世纪初相当一段时间里，元明所在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众多大部头著作，在出版界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一时间，皖籍知名学者（如胡适、台静农、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吴小如……）及其著作皆为其所囊括，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读了《书事说不完》，方知其中多有元明的运作和策划。编辑常被喻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我又常自我安慰甚至陶醉：编辑也是以读书为职业的工作，尤其是编辑学术书稿，编辑大家的选集或全集，虽然不比阅读小说来得轻松，但往往可先睹为快、受益在先，更是学习、积累和提高自身的过程。比如，元明在《“何必家园柳”》《不思量，自难忘》《存真的老传记》《一代文宗的精神丰碑》诸篇中，每每称引胡适，对胡博士的资料随手拈来，自由运用，显得非常熟悉。元明为何能做到如此？关键原因在于皖教社积十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出版过皇皇四十四卷计两千余万字的《胡适全集》，其难度强度自不必言，元明正是在承受这一工作的难度和强度的过程中积累了对胡博士的了解和理解。由此可见，把编辑看成一个以读书为职业的工作，岂不快哉！元明的博雅，也一定是在这种“快哉”的感受中铸就的。

说书事，不单要说与书有关的“外事”，还必不可免地说到与书有关的“内事”，即对书的具体内容作出分析与评价，这一点更可看出元明的博雅。我对书评的性质曾发表如下浅见：书评大抵分两种，一种是发现性书评，一种是发明性书评。前者是对原著精确到位的理解与表达，后者则是对原书内容的进一步深化与发挥。元明的书中两种书评都有，我当然更欣赏他在评书过程中所展现的种种发明。限于篇幅，略述一二：

明人“张岱的诗文，以文字清新隽永见长，复有冷峭、诙谐的韵致。他开始学过公安‘三袁’、景陵钟惺诸家，后汲两家之长、弃两家之短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其笔下的山川风物，犹如一首优美的田园诗，一幅生活的娱乐图，‘画匠文心两兼之’（俞平伯语），读之使人赏心悦目，神畅气氲”。“‘丹青难写是精神’。张岱文佳，佳就佳在闲中著色，以简练之笔传达丰腴的精神，写出事物的神韵风采而不见丝毫的斧凿痕。”（《张岱的繁华与苍凉》）这些对于张岱散文艺术特色的见解，显然有着元明自己的发现与发明，只要读一读张氏著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就知道元明的评价并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因而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提起梁实秋，人们不免想起半个世纪前干戈频仍的京华文坛，想起他与左翼作家的种种笔墨官司，想起鲁迅对他及新月派诸位的“深恶痛绝”，甚至很多人视其为国民党“御用”或“帮闲”文人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鼓吹者与践行者。可元明在《文章惊海内，多情不自欺》中，通过严谨考证，立论有据地指出：“其实，梁实秋是一位才艺全面、别致秀逸、成就斐然的散文家、评论家和翻译家，是一位中西学养深湛、不乏绅士风度的敬业教师，也是一位多情善感而率真洒脱的普通人。”别立新说，道人所未道，处处闪烁出真知灼见。

在元明娓娓道来的书事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元明所述者，不少是皖籍作家学者，但切不可因此以为只要是家乡作者的书稿，家乡出版社即能轻易获得。其实能否如愿以偿，一看编辑的人品，二看编辑的学问。总之，你要获得书稿就必须一让作者放心，二让作者甘心和开心。无论是家乡还是外乡的作者，元明之所以能组织到好稿件，让作者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心肝宝贝托付给元明，除了他博雅的学识足以让作者放心，某种程度而言，更是因他对作者所抱有的深情，换句话说，是因他的人品人格对作者产生的影响所致。例如“回想唐振常先生”的文章《笔底波澜亦壮阔》，记述元明与外乡作者唐先生的初识和唐先生去世后其哲嗣与他继续交往的故事。且看文中叙及作者的初次登门拜访：“初见到名震一时的唐公时，他就笑容可掬地说，没想到本家这样年轻啊，从通信的措辞和格式看，还以为你上了年纪呢。随后，他悠悠地说些祖籍掌故、学者熟人等彼此都有兴趣的话题，那平和的语调、亲切的态度、酽酽的氛围，令人心情怡怡、一无拘束……”文末又曰：“唐振常先生仙逝后，其哲嗣唐明兄在整理遗物时，知我名址，主动联络，并馈赠先生在境外出版的佳书及评论文章多种，情谊可贵，亦属缘分。明年2月是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忌日。十年生死两茫茫，哲人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未曾有片纸纪念，时时回想，温暖如昨。特以此草草小文，敬献心香一瓣。”这样的记述，不经意中流露了元明与作者“世代交往”的情谊，若无深情，焉能言及于此？由此也使我们读懂了他之所以能有预想收获的原因。

博雅与深情，这是每一个出版人尤其是编辑者应该具有的共同素质，也是我阅读元明《书事说不完》后的一个重要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