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部分作品一览

 

 

《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出版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 一九八一年出版

 

 

《倒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出版

 

 

《回忆两篇》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出版

 

 

《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出版

 

 

《将饮茶》三联书店 一九八七年出版

 

 

《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 二000年出版

 

 

《我们仨》三联书店 二00三年出版

 

 

《洗澡》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00四年出版

 

 

《走到人生边上》三联书店 二00七年出版

 

 

《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0一四年出版

 

■杨建民

 

杨建民先生：

 

您好！

 

来书奉悉，所传钱锺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一九五七年早春，钱锺书赴鄂省视久病的老父，《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边卢沟”之句。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接下就是反右运动。他父亲在世时，钱锺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

 

                             专此敬复，即颂

 

大安！

 

                                 杨 绛

 

                           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到自己十分喜爱的柯灵先生的一篇序文，其中写道：“最近读到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柯灵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如此推许的这两册书，一定不同凡响。从此我开始搜寻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最早得到的，却是更薄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当时有人在报刊谈及杨绛这本书，极言其精纯、含蕴内敛。从中我还知道了杨绛是《围城》作者的夫人，由此更想读到此书。四处寻访，不见踪影。1986年出差北京，在团结湖一带一极小书店觅得此书。小三十二开，六十来页，书脊窄到几乎印不上书名，价钱嘛，仅两角四分。现在大约没人乐意为出版这么薄而便宜的书费力了。

 

刚经过“文革”，人们在各种文字中对其批判的态度十分激烈、严厉，这很能理解。杨绛先生却用一种颇为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她所经历的“干校”生活，让人感到沉着，感到一种富有深蕴却恰当的表达力量。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后来又陆续在其它几本集子中重读，更从中对混乱状态下人性的存活、延展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不久，我在一家书店淘到一册荟集杨绛小说的《倒影集》。杨先生是多面手。她写的剧本，得到李健吾这样的戏剧研究和创作大家的赞赏，还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并搬上舞台；她的翻译，轻易不赞许人（尤其翻译）的傅雷十分认可；她写的小说，学者、作家施蛰存甚至说：“《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这赞许，绝不一般吧。不过，读读这本《倒影集》中的文字，可以体会施蛰存先生并非虚誉。

 

大约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柯灵先生推崇的《春泥集》。这是一册文学评论集，收有几篇对《唐吉诃德》《名利场》以及《红楼梦》等作品的解读文章。我一下子买了两册，当时就存有妄念。回家后，我将其中一册冒昧寄给杨绛先生，希望她能为此书签字。不久，杨先生寄回题字本。这次先生用了圆珠笔，名章之外，还加一亲笔签名。前不久拿出此书重读，见到这题字，仍感到十分亲切。

 

后来，陆续将杨绛著作几乎收罗个遍：《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将饮茶》《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垒起一摞。但常见报道他们夫妇不胜各方打扰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便再不敢用题字之类事去烦他们。钱锺书先生逝世，我虽然写过一篇短文发表，但没敢寄杨绛先生。算来，杨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增加她的负担，实在罪过。

 

可后来，我还是打扰了杨绛先生。2002年底，我再次阅读杨先生的几部作品，颇有感触，便试着写了一篇短文《温润的杨绛》。短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我将样报寄给杨绛先生。在附函里，我顺便询问了何处可购到她翻译的柏拉图《斐多》。多谢杨先生，她寄赠了我一册。在书的扉页，杨先生题了字，虽用圆珠笔，可十分工稳又自如。“工稳”“自如”，不知我用词合适不？不过，杨先生的笔收放自如，写得真漂亮。算一算，老人已九十三岁，真叫人叹服其坚韧的生命情态。

 

《斐多》虽仅数万字，却是西方文化中有关正义和不朽（生、死）最早而重要的著述。翻译这部作品时，杨先生失去了爱女钱瑗，再失去丈夫钱锺书……此时精神和身体交织的痛楚，一般人绝难体会。可是，如何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杨先生希望能找到一本可供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忘掉自己……杨先生选中了《斐多》。反复阅读之后，她决意翻译它，为自己，也为更多人，找寻对“生死”“灵魂”的认识、启迪，甚至——答案。

 

囿于水平，《斐多》我读得很艰难。在文末，我用铅笔记了这么几句：“陆陆续续读了近一个月。只几万字却是灵魂之路，因此曲折而绵长，将精神与现实处理，联系得这么紧，不尚空谈，也许是当时哲人通天达理的高贵处吧。”

 

2005年，我与杨绛先生还有过一次通信。当时，我的一篇文章在某杂志发表。在收到的样刊里，读到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文作者回忆：1957年时，他正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其间参加过一次批判“右派”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批判该校一级教授、全国著名的钱基博。可是，钱基博此时已去世，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锺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文中说捧着灵牌的不仅是钱锺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

 

读到此节文字，感到震惊。父亡，家属悲痛未绝，竟以捧灵牌代父受批，世所罕闻。由于牵涉钱锺书先生，手头恰好有数种钱先生著述及对其研究、纪念的集子，便试着搜找相关的佐证。

 

钱先生的文章很少谈及自己，我所查寻到的他人文字，均未提到“捧灵牌”受批的异事。与“反右”时间相近，并关涉到钱锺书及其父亲的文字，在杨绛先生《我们仨》中有一点，但那说的是1957年一二月间。当时，钱基博病重，钱锺书冒寒去武汉探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钱锺书有所感应，故在《赴鄂道中》第五首诗中，有“隐隐遥空碾懑雷”、“鸣鸠忽噤雨将来”句。此书中还有一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6月发动了反右运动，（钱锺书）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对于此事，总觉着了解之不足，心里便搁着。过不久，仍寻查不出有力佐证。我有些好事，便将此事录出，寄给了杨绛先生。此时杨先生已年高九五，虽然偶尔还能见到有文字刊出，但随意打搅一位高龄长者，自属相当冒昧。故我在信中说，只想让先生知道有这个材料，仅此而已，请先生不必回信，以免操劳。

 

但很快，我还是收到了杨先生的回函。对于此事，杨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锺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1957年早春，钱钟书赴鄂省视久病的老父，《槐聚诗存》1957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过卢沟’之句。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从引证的时间看，这当是1957年一二月间的事。之后，也就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杨先生说：“他父亲去世时，钱锺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

 

如此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了。该文作者对此事的误记，不知如何形成。大约是发生在钱基博女婿身上引起连带想象也未可知。对于此事，杨绛先生认真回信，令我感动。这其中有辨误的内容，为不使谬错流传，我冒昧予以引录，希望以正视听。但愿这样做能不违背杨先生的意思。

 

由于希求题字本，我与杨绛先生有了这一点接触，虽然有限，可先生的认真、周到、谦逊，还是给了我很深印象。那一代人，不仅学问，更有为人，是我十分向往企慕的。人生在世，如杨先生翻译的《斐多》中苏格拉底所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或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由此看来，杨绛先生的学识及为人，得自智慧。由于智慧，她为人祥和，为文温润。在她，或许是很自在的作为，而对凡俗如我等，则是追求的人生境界。企及此境界，绝非易事，可还是应当追摹。杨绛先生及那一代高人的风华照耀着，我们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