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

傅国涌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刘鸿生

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作者傅国涌将研究与实践的结果汇集成此书，刻画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刘鸿生决定创办他的第一个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是在1920年1月。他自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中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同时，我在推销煤炭的工作中，接触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押着煤船逆江而上，在沿长江的小镇上推销煤和收账的日子中，有一次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去了他们的生计。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不太平的。”那年，他三十二岁，在煤炭营销上已掘得第一桶金，很想办工业。

1948年11月22日，刘鸿生当选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凭的还是实力和资望，当时国民党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十五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亚浦耳灯泡厂的胡西园等人。

他在重庆见过毛泽东两次，见过周恩来多次，他的六子刘公诚早就去了延安。抗战时，戴笠派人告诉他，要他警告老六公诚不要和共产党来往，否则就不客气了。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很模糊，而且有恐惧心理，一度有去香港或台湾的打算。“我那时不但不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可是，他又不忍抛下一生中费尽心血所办的几个企业。所以，当上海民主人士示意他留下时，他也有意留下。这年5月，章华的程年彭带巨资（呢绒、毛条、机器等不算，外汇美金就有二百万）出走台湾，转往香港，当天早晨被职工拦住，不肯放行。飞机下午就要走，刘鸿生亲自解围，向职工担保他们只是去香港暂时避难，情况正常了，会带全部财产回上海，并说：“我是不走的，有事情找我好了。”四子念智说他万万没想到，他对工人的保证，既骗了工人也骗了自己。也有知情人说，他希望程去香港，自己将来出走时也有地方立足，这和抗战时类似，他去重庆，几个儿子留在上海，两面应付而观望。何况二十多年来，程年彭和华尔康在章华大权独揽，他掌握不了，程、华一走，他可以直接掌握企业。但第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主要的。

在去留之间，他内心有过矛盾和挣扎。1949年5月11日，他给留美的八子刘念信写信：“战火迫近沪郊，市区有时已可闻得炮声。当局虽在疏散人口，但以交通梗阻，且有力者早已他往，无力者只得坐守，因此成效殊鲜。余本定5月20日左右赴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会理事会议，但以现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目下会务繁重，且理事中又颇多离沪他往，托付乏人，故会中同人咸竭力挽余留沪主持。兼以目下时局紧张，地方军政当局不时召余咨询，终日奔走开会，几无暇晷。故赴欧之行，只得作罢。汝母又不欲离沪，余只得在此坐守，听其自然。至汝毕业后之行止，余亦曾多方考虑，留美工作虽无不可，但身为华人，最好仍为本国工作较有意义。”

这就不难理解他说的：“我也不想流落国外做‘白华’。”

5月21日，上海易手前夕，雷震在日记中说，周至柔、陈良等都劝他去广州游说，请求增加兵力。他说必须地方上有人去才会有效，决定请王晓籁、刘鸿生同行，“二人欣然应允，他们与国民党同一命运也”。第二天，他们一行（刘有一子同行）起飞，在厦门停了一夜，23日中午才到广州。24日上午，雷震带着他俩去见李宗仁，“刘、王二君说话甚坚定，对沪上军队甚颂扬”。接着去见何应钦，开始即由他俩说明请调援军之用意。当晚，还是刘的儿子在以女招待出名的金轮酒家招待晚餐。第二天中午，雷震得到消息，上海形势大变，解放军已由虹桥方面经贝当路进城矣。当天他在日记中说：“刘、王二人下午已到香港，我在旅舍深感彷徨。”

6月4日，次子刘念义写信对刘鸿生说，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得到老百姓公认，“新政府宽大、讲道理、十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爱国、朴素，因而肯定是好的……他们是十全十美的”，并说已获准去港，为工厂进一些原料，希望父亲一起回上海。

7月22日，黄炎培就从马荫良那里得知，“刘鸿生自港避澳，交通恢复即返”。黄几次电催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回来，8月6日得到回复，其中说陈光甫、宋汉章、李铭、刘鸿生“均已转达”。银行家少有应召的。

刘鸿生之所以不跟国民党去台湾，大约是在重庆做“小伙计”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除，对宋、孔的不满郁积已久。1944年，日军逼近贵州，重庆震动，有一天，他愤然对四子念智说自己忠心耿耿为他们工作了十多年，结果落得一场空。“需要我们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翻脸不认人。我已把他们看透了。”1945年初，蒋介石悄悄到中国毛纺厂视察，只通知了国民党背景的厂长徐谟君。刘鸿生事后得知，自言自语了一句：“为什么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事先没得到通知？”然后对徐说：“你替中国毛纺织厂带来莫大的光荣，今后我们办事将更顺利了，我向你热烈祝贺。”之后，徐在毛纺厂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想回国的。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做‘白华’。我的一片企业又都在国内。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儿孙都盼望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但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些资本家正在彼此观望，谁都不愿意先走一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说：‘共产党什么都有办法，只是经济问题没办法。’我也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因此又踌躇起来。念义在香港等了两个月，我一直没有答应他‘走’或‘不走’。直到念义决定单独回上海，临行那天，我才下定决心乘下一艘船回大陆。”

1949年11月，刘念义第二次到香港动员，他在半夜悄悄上了英商太古轮，北上天津再返回上海（十一年前，他为了躲避日本人曾乘太古轮南下香港）。那时同在香港的忘年交、新新公司的李承基说，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负责海外统战工作，派人劝刘鸿生回沪，保证一切照旧，他接受了。临走前，他来辞行，李对他说：“你这次决定，未免冒险一点，还是再观察一段时日再定，比较恰当。”他用半认真、半说笑的态度说：“做大生意好像大赌博，我自信一生运气不错，逢赌必胜，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我担心的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

回首自己的创业史，他说是一部迂回曲折、尝遍酸甜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1953年，他在《中国建设》第六期发表《我作为一个实业家的经历》，在文章中写道：

我做出回来的决定时，内心夹杂着踌躇和顾虑。我踌躇，因为我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上海的米和煤的基本问题，更不用说所有其他复杂的经济问题了。我顾虑，因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将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只要蒋介石统治中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另外一方面，通过亲友和我自己的孩子们，我也知道了一些关于解放区及其政策的正确消息。我到香港以后，这些消息不断传来。因此，我最后才决定把我的未来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如果说我一生中曾做出过聪明的决定的话，那就是这一次。

而留美的八子刘念信“畏惧国内思想不自由”，认为逗留在国外比较妥善。刘鸿生在1950年3月28日写信批评他说，这是个人本位主义兼受国际歪曲宣传的影响，以至不明真相。他认为念信的思想一时不易改变：一是出国太早，在美没有年长者商量，凡事全凭自己个人意见处理，对父、兄的劝导也产生怀疑；二是两次回国都在抗战未了及时代改变之时，工商业不振，寻事困难，初到香港时情况还不明了，所以失望；三是留美日久，受美国宣传影响，成见已深，一时不易改变。他回上海五个多月，“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共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徇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3月25日“美国之音”说他因逃避公债出走，中途被获。他批评这种消息完全虚构，国际宣传不尽可靠。

他回到上海，满脑子想的还是将一个工厂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当然不可能实现了。虽然周恩来约他谈话，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过去四十年出入官府，从来没听过这么诚恳和坦率的言论”，但还是有点令他吃惊。过去在上海生活的人都知道，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可怕的地方。他曾和朋友说过：“上海的风气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才行。”他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出入有六个保镖的，但还是感到不安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任何困惑，他几次对四子说：“我始终搞不通，为什么共产党硬要我们承认是工人养活我们，不是我们养活工人。没有我们的许多工矿企业，工人哪里会有饭吃？”

1956年初，拥有二千多万资本的刘氏企业全部完成公私合营。同年，刘鸿生在上海病故。去世半个月前，他接受《人民中国》杂志采访，讲述四十多年中的经历：“我还没有在中国看见有过了三代仍然兴旺的资本家。”他有十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使企业能传之长久，他把子女都送出国留学，去美、英、日等国，学不同的专业，就是想训练几个儿子分别管理不同的企业。他还有一个盘算：“我要你们兄弟姊妹分别到英、美、日各国留学。将来不管哪一国的势力来统治，我总有我的子女出来应付局面。”他的十个儿子分别学经济、法律、银行、工商管理、工程、会计、机械制造等，三个女儿学的是家政、营养学之类的专业。

这也类似他办企业的理念——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对儿子们的发展还是欣慰的。有一次他对卢作孚说，儿子学成归来，他要求他们都从普通职员做起，到煤矿下井，到工厂车间熟悉情况，了解企业各个环节，而不是一上来就高高在上。他常在朋友面前得意地说：“我一生有两个得意的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另一个是子女教育。”

我过去总担着心事，怕这份家业要败在孩子手上。他们说不定会变成瘪三。我的岳父是老牌的火柴大王，他留给我郎舅至少有十五万两白银。而我眼看着这位郎舅，在短短十几年中就完全败光，最后在我家寄食。

1956年9月30日，临终前的那个深夜，他在病床上微笑着，用极低沉的声音，对四子念智说了最后几句话：“四儿，你从国外回来后，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话毕，他即昏迷过去。

次日早上，六十九岁的刘鸿生断气时，他最心爱的四子正要参加国庆游行，所以未能守护在他的身边。八点钟，刘念智在游行队伍中突然听到广播喊人：“刘念智，鸿老刚刚去世，你赶快回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