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全套三卷）

向以鲜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棉花图(织布染练)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河北省博物馆

戎礼平

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表述，一切艺术的发展脉络，都可以简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严峻、理想和愉悦。手上这套三卷本的《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也因此分为“严峻卷”，包括先秦编、秦汉编和魏晋南北朝编；“理想卷”，包括隋朝编、唐朝编和五代十国编；“愉悦卷”，包括两宋编(含辽金西夏)、元朝编和明清编。全书共二百二十万字、近三百幅彩图，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件及作品等为纬，较为准确翔实地编织出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国石刻艺术发展的脉络。全书采用阐释与钩沉相结合的方法，条分缕析、纵横捭阖，使读者在璀璨的石刻艺术中触摸到历史的肌理。

历经沧桑的《石鼓文》

被称为“中国第一古物”的“刻石之祖”《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文字刻石，以其文字刻在鼓形石上而获“石鼓文”之名。全套共由十只高度不一、直径六十多厘米的青黑色花岗岩石鼓组成，四围浑圆，中间略侈，底平顶溜。鼓上各以籀文（大篆）环刻十首四言韵文，每首十八九句不等，每鼓约刻七十字，据传，十鼓刻字总计为六百五十至七百字。到唐时，鼓上文字已损毁严重；到了宋代，据欧阳修所见，十鼓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时至今日，磨损更甚，其中一鼓字迹已全部不存，另九鼓所存字迹仅余两百七十多字。

《石鼓文》的具体刻制年代，目前学界仍有多重推断，尤以宋人郑樵的“东周秦人之论”最有影响。唐兰从铭刻、文学史、字形、书法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证，推定石鼓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所刻。《石鼓文》所刻内容，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所刻为君王游猎之事。郭沫若甚至还释出了《石鼓文》的文字内容。

此套书的“严峻卷”，生动详实地记录了石鼓文充满戏剧色彩的出现、消失和幸存，其命运和自唐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相契合，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令人唏嘘。《石鼓文》出土于唐代初年的陕西雍县（陈仓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十公里处的三畴原，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名相李吉甫对石鼓之事进行过较为翔实的记录。《石鼓文》发现之初并未引起重视，多年“散弃于野”。后来由于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大书法家以及大诗人杜甫、韩愈、韦应物等竞相吟作激赏，《石鼓文》始显于世。韩愈视《石鼓文》为“至宝”，曾欲“荐诸太庙”（见《全唐诗》）。元和十五年（820年），才由郑庆将十鼓置于凤翔夫子庙中。

十只石鼓在宋金时多次遭逢厄运。宋仁宗亲政期间，耀州知府司马池知凤翔府时，在民间搜求散失的石鼓，终于找回了九只并安置于凤翔府学。皇佑四年（1052年），向传师又找到了在唐宪宗时就已遗失的另一只石鼓，虽然这只石鼓顶端已被凿成米臼，但十只石鼓终于得以团聚。大观元年（1107年），徽宗将十鼓移入汴京（开封）辟雍（太学）中，之后又移入保和殿。徽宗酷爱古物，对石鼓珍若拱璧，以黄金填字。可是，令徽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对石鼓的这份深爱，竟差点毁了十鼓。至“靖康之变”（1126年），石鼓被金兵悉数掠往北方，他们将石鼓掠运至燕京（北京）之后，把字上的黄金剔刮下来后就弃之不顾了。后来被埋入王宣抚家园之“泥土草菜”中。元代虞集重获石鼓后，置于国子监（即北京孔庙）大成殿门内，一放就是六百多年。乾隆皇帝对《石鼓文》亦珍爱倍常，特地命工匠仿制了十只石鼓，并依样摹刻原石鼓上的诗文，安置于国子监中，允人椎拓，以广其传。

抗战前夕，为了保护石鼓免遭侵害，在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爱国志士的保护下，石鼓辗转南迁至四川峨眉山。抗战结束后，石鼓又迁运至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沧桑的石鼓终于运回北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神奇威猛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指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青石骏马浮雕石刻，位于陕西礼泉。“六骏”是唐朝建立前李世民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每匹骏马都随唐太宗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了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命雕刻工艺家阎立德及画家阎立本（阎立德弟弟）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于陵前。

“理想卷”较完整地记叙了营造昭陵这一浩大工程的经过及六骏的英姿。昭陵六骏每块石刻宽约两米、高约一点七米、厚约零点三米，右上角或左上角刻唐太宗自题四言赞美诗，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丹。六骏形体比真马稍小，均体现了唐代战马“三花马鬃、束尾”的特征，其鞍、鞯、镫、绳等，逼真地再现了战马的装饰。六匹骏马或奔驰、或站立，矫健英武、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刀工精细圆润，实为唐代石刻艺术珍品。

“特勒骠”，毛色黄里透白，排列在东侧第一，是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时的坐骑；“青骓”，苍白杂色，排列在东侧第二，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什伐赤”是一匹来自波斯的赤马，排列在东侧第三，为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飒露紫”，色紫燕，排列在西侧第一，为李世民击败王世充时所乘。六骏中唯这件作品附刻人物，表现马在战场上受了箭伤，随将邱行恭为之拔出箭矢的情景；“拳毛騧”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身中九箭，排列在西侧第二，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这场战争，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宣告完成；“白蹄乌”，毛纯黑色，四蹄俱白，排列在西侧第三，为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所乘。

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昭陵六骏，其精绝的雕刻技巧，不仅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还寓意着丰富深刻的历史故事，是极为珍贵的文物。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被分割装箱盗运至美国，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余四骏历经坎坷，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精美绝伦的《棉花图》

中国石刻艺术发展到明清时期，总的倾向已不如汉唐时代的博大与壮丽，但在工艺化、装饰化、文人化的强力驱使下，将愉悦的石刻艺术推向了新的境界。“愉悦卷”中就记载了反映我国古代文化之深邃的《棉花图》（又称《御题棉花图》）的来龙去脉。

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夏之际，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江南之行，途径保定行宫时，直隶总督方观承呈上了由他主持绘制的一套从植棉、加工到纺织、织染成布全过程的图谱。这是一部兼有白描及界画韵味的画册，精美绝伦，共有十六幅，计有《布种》《灌溉》《耕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染练》，颇似连环画。精于书画鉴赏的乾隆皇帝御览之后，极为欢喜，欣然在画册上逐一题诗。后方观承据此于本年镌勒成一整套《棉花图》刻石，以端石刻制，共十二块，其中十一块长一百十八点五厘米、宽八十七点四厘米、厚十四点二厘米；另一块长九十八厘米、宽四十一点五厘米、厚十三点五厘米。每图除附有方观承所写文字说明及七言诗外，还有乾隆皇帝亲题七言诗一首。图外还刻有康熙皇帝所作的《木棉赋》和方观承两个奏折及为《棉花图》所作的《跋》。

这套《棉花图》刻石为阴文线刻，线条精细、画面形象、人物鲜活，翔实准确地总结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我国棉花栽培和加工利用的经验，是我国最早且较为系统完备的棉作学图谱，也是研究我国农业科技史的可贵资料。

整部图文并茂的编年史，向人们展示着一段段雕刻在石头上的岁月，也凸显着时代的变迁和更替。正如知名学者刘长久在该书“序”中所说：“一部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诉说着历史的沧桑，透露出东方艺术的神韵，放射出中华文明的无际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