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杰娅》《莫斯科佬》《火红色的猴子》

［俄］米哈伊尔·波波夫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际文学周上，米哈伊尔·波波夫(左)、郑体武教授(右)与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

徐昱轶摄

■文汇读书周报记者 金久超

作为“中俄文学互译项目·俄罗斯文库”的一部分，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带着自己的作品《伊杰娅》《莫斯科佬》《火红色的猴子》于上月亮相上海国际文学周，并与读者畅谈自己的创作。

《伊杰娅》是五十九岁的米哈伊尔·波波夫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它描写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转型期，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的母亲与对母亲信仰嗤之以鼻的独生子之间的对立。小说中的母亲去世后，儿子才开始重新审视很多事。对于自己未能好好理解母亲，他充满了愧疚：“我没能真正地去珍惜她。”

这本小说几乎脱胎于作者的自身经历，伊杰娅更是波波夫母亲的真名。如果说书中这句怅惘的感叹，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从微观角度反映了苏联社会转型时期两代人的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已经逝去的这段时光，俄罗斯文学界又是抱有怎样的态度与心情？这二十五年来俄罗斯文坛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是许多中国读者所不了解又迫切想知道的。波波夫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专家、教授郑体武就此进行了一场对谈，从作家、组织、集团分布和文坛争斗的角度，宏观介绍了受社会转型波及的当代俄罗斯文坛格局。

“弹尽粮绝”——俄罗斯文学两大阵营的对立

二十五年前苏联这个非常巨大的国家走向了解体，俄罗斯文学界也分裂出了两个阵营，民主派和爱国派。爱国派阵营又称保守派，民主派又称自由派。爱国派中有非常多著名作家，如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等，当然自由派也不乏大家和巨匠。

两派之间的分歧，在于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角色、命运理解的不同。爱国派认为，俄罗斯应该在民族根基里寻求发展的方向，自由派则倾向于建立成为西方模式的国家。事实上，这种对于走西方道路还是民族道路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没停止过，有时候斗争非常激烈，是要流血的。”郑体武说。而波波夫的一席话或许更能凸显俄罗斯人民的天性，以及俄罗斯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喜欢战斗的民族，我们对于一些严肃的问题，不经过长久讨论，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双方的对垒在力量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而矛盾的激烈，则到了不可能坐在同一张桌前说话的程度。“比如当年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几乎是那种历史故事的翻版，只不过作家之间没有坦克大炮而已。”郑体武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类比。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大楼，是保守派掌权的地方，苏联解体初期，民主派曾把这幢楼包围了好长时间，甚至到了里面“弹尽粮绝”的地步。随后外围爱国派支持者突破层层包围，给里面送面包、送水。围了几十天，以民主派撤退而告终，到现在为止这幢楼还掌握在爱国派手里。直到今天，虽然民主派在社会上影响力巨大，但是他们的办公室仍需要租借。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大概二十多年，直到前些年，爱国派作家波利亚克夫接管《文学报》。他经常在媒体上出现，又是普京总统文化艺术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有办法把意见传达到上层。原来的《文学报》由自由派掌权，他接管之后，试图弥合两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比如说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尽量兼顾两派作家的平衡。他从不讳言自己是爱国派、保守派，但也绝不因此而拒绝自由派作家。

这种努力，有人欣赏，也有人不领情。这背后是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政治间的微妙关系，它既是社会心态的体现，也是政治斗争的某种工具。举例来说，2014年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文学大奖大书奖决赛阶段，有两部作品竞争非常激烈，一部是诺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另一部是扎哈尔·普里列平的历史小说《修道院》，这两本小说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所谓自由派和爱国派两个阵营的角逐。当时的终审评委事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直到评奖的前夜还有各路人士来游说。

两次大会——两派作家走向正常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一直力图塑造避免干预文学创作的形象，取消了一切报刊审查。到了2013年接近冬天的时候，总统办公厅突然向九百多位作家、文学界人士，包括几十位外国学者、翻译者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发出邀请，一周之后在莫斯科召开首届俄罗斯文学大会。一时之间，震惊四座，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文学家大会。这次会议由克里姆林宫官方操作，托尔斯泰玄孙、索尔仁尼琴遗孀、普希金后裔等“文二代”、“文后代”出面发起。会议历时三个半小时，普京总统也参加了。不难看出，官方对俄罗斯文化界、文学界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是不满的。但原本大会预计要成立的统一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组织，最后并没成立。

到了2016年5月，显然也是克里姆林宫在背后支持，多方收到邀请，准备成立俄罗斯语文协会，协会的首任会长由大牧首亲自担任。语文协会，包括语言文字，其实比作家协会范围更宽，凡是跟俄罗斯文学创作、教学、研究、传播、出版有关的人士代表均有参加，大约有九百人。普京总统出席并讲话。种种迹象显示，这次大会的官方色彩明显较前者更为浓郁了。

两次大会郑体武都参与了，在与各派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他感到各界人士都普遍乐意参加这两次全国性的会议。或许应了波波夫所言，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很多著名作家已经离世，当年那些非常激烈的斗争，现在算是偃旗息鼓了。更有意思的是，近年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个动向，很多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文坛新秀，并不在意自己到底属于哪个阵营，也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到底属于哪个阵营。这在波波夫眼里，正是两派作家走向关系正常的一步。现在俄罗斯作家持有的态度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让你保留说话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流派：新现实主义。这个新概念是1997年8月俄罗斯作协一位主席在会上提出的。当今的俄罗斯，很多作家认为自己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文学评论家对这一新的文学流派普遍持正面积极的态度。

拿奖为生——俄罗斯当代文坛的窘境

苏联时期，作家享有崇高地位，国家养着专业作家，给他们发工资，为他们提供生活优惠待遇，作家去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特供。稿费也是非常丰厚，基本上一个作家写一部比较好的长篇小说，稿费就够他生活一辈子。苏联解体后，作协成了民间社团，不享受财政拨款，前后的经济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如今很多俄罗斯作家出书都拿不到稿费，或者是稿费很低，这对不写畅销书的严肃文学作家影响更甚。好在俄罗斯现在的文学奖特别多，有国家级的和地方的各种奖项至少一百多种，奖金一般在几万美元，部分大奖的奖金甚至达到十万美元以上。据郑体武的保守估计，近来受到卢布贬值和经济制裁的影响，奖金价值在减少，但还是有不少作家靠拿奖为生。

经济状况在改变，作家的地位也在改变，他们不再是对人们思想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和群体，俄罗斯文学中那些扎根到生活中的纯粹和严肃似乎也在逐渐消失，高尔基文学院前院长、俄罗斯作协共同主席叶辛曾感叹：“近来文学的主导性不存在了。”据叶辛的观察，包括对苏联政治局势和制度不是特别满意的作家，对于苏联的形式还是偏于怀旧的，这里面有体制崩溃后，他们作为创作者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的原因，也有文学市场今非昔比的现实因素。

“在第一次总统和作家的见面大会上，普京总统在讲台上坐了四个小时，全程都在听作家们的倾诉和请求，但事后他还是搞不明白，问手下的人：这些作家到底想要什么？”波波夫说的这个听起来像“段子”的小故事，最真切地反映出了俄罗斯文坛乃至官方所面临的窘境。而在波波夫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求政府来帮助作家，而是让政府去帮助读者。这涉及到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书籍越来越贵，阅读的成本变大。拉斯普京去世前，也给总统提过这样一个建议——用最简单的方式，花最少的钱，让读者能够对文学进程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波波夫认为，对作家而言，他们的角色始终没有改变，只不过由于新媒体的出现抢走了原有的读者。新形势下，作家的责任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读者继续保持阅读的热情——这条良策也可为中国的文学界所借鉴，毕竟，在全世界范围内，这都已是“新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