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赠范用画

范用给本文作者的信

■萧 宜

范用似乎为做书来到这个世上的。他在镇江长大，他家附近有家印刷铺子，成了他常去玩乐的地方。像他那般大的孩子，不是掷铜板，就是打弹子，他不，他在印刷铺子里检铅字，拾广告纸、小画片。小小年纪，居然对圆盘机、对折机、石印机等印刷机器发生了兴趣，向往着长大了做个印刷厂学徒工。后来终于梦想成真，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一员。

对范用，北京文化圈里称他“三多先生”，哪“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最近我才知道，这个专利权属张昌华先生。

书多自不用说，他是出版人，阅读不光是个人爱好，也是他的工作，还能书不多？酒多则纯粹是他个人爱好,据他自己说，这是他外婆教的。他外婆是绍兴人，在镇江做酒生意。他外婆常爱喝点酒，喝酒时常用筷子蘸了酒让他尝酒味，长大后又结交了一群酒友，便大酒三六九，小酒天天有了。他的酒，除了自己享用，也是为了招待往来朋友。朋友们坐在一起，边啜边聊，也是风雅之士的一种做派。有次，我和陆灏（安迪）一起拜访他，又不是用餐时间，他就开了一瓶酒请我们。下酒菜是一种臭臭的像老豆腐般的物事。听他说是“起司”，我土，从来没有听说过，又不好意思问，闷声看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这“起司”，我以后再也没有享用过。

画家黄永玉画过一幅画，画面上，一位身穿长袍大褂的长者，手执纸扇，足趿拖鞋，身旁是一悬梁小壶，题词：“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字扰公卿。”这是对范用的最好写照。

这幅画，他曾拍成照片，送给朋友，我也得到过一张。画面上，除了题款和“甲子黄永玉作”落款之外，还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挟书又搧扇，想是喝多了。”原来，此画画成时，范用正好到三里河黄家拜访，黄便把它作为贺岁的礼物送给他。范用很宝爱此画，把它作为贺卡分送亲友。他在照片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我非公卿，也耽书，也嗜酒，打酒要钱，难买一醉，苟活如上，大可放心。萧宜兄一哂，常乐常寿，新年快乐！范用九五，十二，八”。

至于朋友多就更不用说了，夏公一句话概括，他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

关于范用，自然更多的是他做书的事。

在北京，曾流行过这么一句话，×××是什么话都敢说，×××是什么文章都敢写，××是什么书都敢出。这××，就是指范用。（罗孚《范用温馨的小书》）

范用出书的大胆，是因为他爱书，爱写书的人，也源于他的读书理念。他曾创办过《读书》和《新华文摘》这两本以为读者导览为己任的杂志。他在《读书》亮出的读书宗旨是，“读书无禁区”。文章登在当时《读书》首期第一篇。此文一出，有人不愿意，说什么这是提倡大家读《金瓶梅》，是为读坏书开绿灯。但范用顶住各种压力，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他在“文革”以后的出版阵地上，慧眼独具，敢吃螃蟹。

“文革”后，巴金先生有“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反思“文革”。有人便对《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止“随想录”的发表。范用知道后，立即给巴老打电话，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出版。他向巴老保证，全文发表，一字不改。范用先生胆略由此可见。

《傅雷家书》的出版也冒一定风险。当时，“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改正，傅聪还戴着‘叛国’的帽子，马思聪、傅聪还不敢踏上祖国大地的时候，范用已经为《傅雷家书》的出版而忙碌了”。要说最早推动此书出版的，是老作家楼适夷。

1979年4月下旬，楼适夷赴沪参加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的平反昭雪骨灰安葬仪式，遇到去国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国为父母尽孝的傅聪。数日后，他们同机回北京，在旅途中，傅聪谈到父亲数年来给他写的家书还都好好保留着。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他见过傅雷父子的信。1981年他赴沪，正巧与范用同机。他与范谈了傅氏父子的信，范用立刻看出这批信的价值。他回到北京，设法找到傅敏，希望能把这批信做成一本书。这就是三联出版的《傅雷家书》。此书多次再版，前后销售一百五十万册，成为一本畅销书。

范用先生不仅是一位书籍的助产士，也是书籍热心的催生婆。他的作者，大多是他熟稔的师友。我与他认识，是他写了一篇纪念他老师陈白尘的文章。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近日赶写怀念陈白尘老师的文章，南京要出版纪念文集。我想请你看看，笔会传记那一版可不可以登一登，因为有五千多字（近六千字），我看传记那一版常登大块文章。”为配合那篇怀念文章，他还寄来了两封陈白尘先生给他的信，以便我发表文章时作插图用。陈白尘先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在初中时就读过他的剧作《升官图》，能编他的文稿，这是我的幸运。白尘先生在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除了已发表的《云梦断忆》和正在发表的《寂寞少年》外，他还准备“续写《少年行》，写初中读书到1928年离开学校止，再后写青年、中年以及老年时代，亦即三年流浪，三年狱中生活，上海亭子间，抗战前后，解放后十七年等等……共七八册，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但我避免叫《回忆录》这一名称）性的散文，算作我对人世的告别”。

陈白尘先生给范用先生的信是1984年9月23日写的，到他1994年5月28日离世，时光过去了十年多，范用先生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心中的秘密，他在1995年4月6日给陈虹写信，“几乎是命令般地给‘她’下达了任务：‘把已经写成的，包括写成的和未发表的，都集成一卷，如夏公的《懒寻旧梦录》那样的一本，交付出版……’”这就是后来的《对世人的告别》一书。

范用先生的友情，让陈虹十分感激，她说：“范用先生实在太执著了，我不能不为他的赤诚所感动。”她特别觉得，在一切都讲求经济效益的年代，有一个并不向钱看的出版家，更属难能可贵。

更令人感动的是，书出版后，范用先生又为书的销售操心。1997年6月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陈白尘先生在世时，曾经有计划写作一部回忆录，可惜未终篇就撒手走了。遗稿由他的女儿陈虹整理，交三联出版，现已印成，厚达八百四十页，每部定价三十八元，这样贵的书，不作些介绍，恐难销售。我请三联将此书编后记寄上一份请斟酌能否在笔会发表。”范用先生已离开三联多年，照说，他是不必为此费心的。但他念兹在兹：“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这让我想起我的《文汇报》前辈、老师叶冈，他曾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过手的佳作一篇又一篇，编者的乐趣莫过于看到这些稿子发排、成型、浇版、印出，受到读者的欢迎。”范用先生、叶冈先生等老一辈出版人为读者作者的这份心愿，无疑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