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第一个五千年》

[美]大卫·格雷伯著

孙碳 董子云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蒋狄青

在一个逐步走向崩溃的国际秩序中，人们有权利愤怒。从占领华尔街到中东的动荡，全球化危机中失利的芸芸大众们冲击一个又一个象征权力和实力的机构。金融被视为霸权剥削利器，民族国家边墙则摇摇欲坠。历史终结的遮羞布一旦落下，人们便亟亟乎需要真相，于是才有《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洛阳纸贵。这本用数据堆砌的巨著证实了地球并不是平的，全球化的进程恶化了收入分配和阶级分层，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的路有冻死骨，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也千疮百孔，朱门酒肉臭久矣。但是，该书充其量是一本《资本论》，它告诉我们的只是事实，而不是解决办法，更不是替代性理论。皮克特所提出的资本税毫无操作可能，还不如上个世纪初美国德国土地改革大师们亨利·乔治或者达马·熙克提倡的土地税来得实际。

真正致力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是其他一些左派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卫·格雷伯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债：第一个五千年》表面上讲述的是债务的历史，其实深究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什么是人类和人类社会，他们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究竟欠彼此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按照债务发展的特点，他把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早期的农业帝国、轴心时代、中世纪、大资本主义帝国时期和美元黄金脱钩后的现代金融世界。格雷伯分析了不同时期信贷、债务、社会分层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债强化使用了暴力，催生了国家，随着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的交替使用，人类社会的合作和冲突超越了血统地缘的障碍。债务是每一个阶段大变革的推手。不消说中世纪欧洲君王欠下富格尔等家族巨额债务导致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连地理大发现背后也有债务的影子。正是由于不停的欠债维持军队后勤需要，科尔蒂斯才残暴地征服和毁灭阿兹特克帝国，西班牙征服者才会费尽心力开采美洲的贵金属矿，源源不断地向欧洲供应金银，产生了长达数个世纪的价格革命。

不像传统左派形形色色空洞的后现代解构理论，格雷伯的根底在于人类学。他言明“将汲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介绍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实际上他是在用人类学的发现剑指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交换理论。众所周知，物物交换论与货币理论是亚当·斯密学说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亚当·斯密写　《国富论》所用的例子，与其说来自事实，毋宁说是假设，真实性比伊索寓言的故事相去不远。格雷伯依据非洲、印尼、大洋洲岛国等例子断言物物交换理论是一种想象，几乎很少发生过。大量的交换不是因为互通供求，而是因为欠债。这种欠债的情况和意识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小到家庭，大到族群。农耕社会，遇到风调雨顺大丰收，部族会祭祀奉献上帝，感激神灵庇佑。即便一开始地位平等的人们展开交换，总有盈利和失利者，假以时日，就会出现欠债人，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付不起债务的人被迫出售自己妻子儿女，甚至自己作为奴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作为维持债务清偿的暴力机器不断强化。格雷伯进一步指出，在规定货币作为信用度量方面，国家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早期两河流域国家的泥板楔形文书就记录了大量信贷和会计信息，它们采用国家法定的金属作为计量单位。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金属货币使用并不多。如果没有金银，甚至对于普通交易没有丝毫影响，每个小社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信贷问题，比如手工艺人的工具、树枝等等，于是形成了国家和宗教机构积存大量实物货币，民间社会握有虚拟货币的情况。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社区多少能减缓债务对普通人的压力，那么随着国家膨胀、社会萎缩及其个体原子化，个人在资本主义面前将被任意鱼肉。因此，他斥责供应学派经济学以及金融民主化的口号不过是海妖媚声，诱惑中低阶层陷入债务深坑而无法自拔。

相比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格雷伯的著作无疑具有革命性，其所关注的题目本身就凝结了强烈的道德判断，承载了巨大的社会结构。通过分析历史，《债：第一个五千年》做到了许许多多其他左翼知识分子没有做到的事情：解除深陷债务危机的芸芸众生头上欠债还钱的道德魔咒。既然欠债是因为庞兹游戏的结果而非他们行为失当，大众为什么就一定要辛辛苦苦工作还债呢?一旦让充满无力感的公众觉醒，他们自然会加入到反抗金融资本主义的潮流中去，曾经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明证。这种把历史解释和深层次道德诉求融为一体的著作，确实在当下时刻显得极为与众不同。不过，要说它能够像《资本论》一样会在将来催生变革，那未免有些夸大。在我看来，格雷伯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学术上有力地挑战了经济学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由于采用类似自然科学那套比较严格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一直是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硬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被奉若神明，但是，通过人类学的解读，格雷伯成功地质疑了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比如，在货币起源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学者都赞同米瑟斯的解释。货币是市场中物物交换演化出来的可售性最大物品承担的，哈耶克誉之为自发秩序的典范。但是，格雷伯却“在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寻找”货币真相。他发现“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账单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事物出现要远远早于现金”，这些导致了最先是信用产生了货币，而不是相反。换言之，以后有关人类行为、合作和制度问题的研究，仅仅依靠假设和逻辑推演可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带着人类学的眼光，从社会演化过程和结果来看待人类行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雷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引入多元方法和视角，从而更好理解我们的过去和想象未来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