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

朱东润著

陈尚君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尚君

《文汇读书周报》今年7月11日，发表拙文《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介绍朱东润师之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抗战特殊时期在重庆出版，定稿的后半因战事失落在武汉，只能以定稿之前半与1933年本《讲义》之后半拼合成书。定稿的后半有十八章战后取得，另二十五章则已失去。今年适为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乃根据先生自存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讲义，以及定稿残稿，重新整理为《大纲》校补本。恰值抗战纪念日，故先期介绍。刊出后，编辑转告读者意见，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也希望知道校补本有哪些新内容。此书定于近日出版，我也乐意在此再作些介绍。

朱先生讲授文学批评史，是接受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闻一多教授建议，1931年始授课，次年校内印出第一版讲义，题记讲到当时惟一的专书，即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肯定其“大体略具”，但也批评其繁略、简择、分类不能尽当，行文时，则陈书已有者不妨暂缺，全稿写到明末钱谦益止。1933年讲义即不考虑与陈书之交涉，将清一代二十多节全部写出，对前次讲义也有很大改写。1936年至1937年，又用一年多时间再度增改写定，无论文献的补充或是论述的准确，因有多年的教学实践，又有系列专题论文的发表，较前二稿有很大提高，增删亦多。定稿虽缺了二十五章，在前次讲义的批校中仍有痕迹可寻。我特别感到，一部现代学术名著的诞生，其前期必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反复推敲，恰好先生四次讲义的印本都有所保留，讲义各本都有先生讲授时留下批注，加上残存十八章定稿残页，可以整理出新本。新本除最后十八章改用定稿之正文外，对可以看到的历次修改痕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留，对已佚定稿也作了勾稽考索。此书曾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著作之一，近期古籍社举办六十周年庆典，《大纲》此时出新版，也是难得的纪念。

《大纲》有几章在讲义基础上几乎全部重写，我也将初稿保存。如首章为全书之总纲，初提英人高斯（Edmund Gosse）《英文百科全书》《文学评论之原理》之说，认为文学批评是“判定文学上或美术上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 《大纲》则更多强调民族文学特色，认为“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及“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所发之议论，“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取径更宽，也更符合论述之实际。先秦批评，讲义最初仅一章，从季札观诗谈起，《大纲》分列两章，将季札删去，评价更精当完整，旧稿仍存，见修进之迹。

1937年定稿残本，这次是首度完整发表，修改幅度很大。其中新写部分有翁方纲、郭麐、包世臣等章。今人多称翁之诗论为肌理派，先生似乎是首次将翁拉入批评史研究对象的学者，仅附与王世祯后，认为“谓神韵之说，出于格调”，“言诗主肌理，自谓欲以救神韵之虚”，足成一家说。包世臣最有名的著作是论书画的《艺舟双楫》，先生则举其论文诸篇，赞誉其“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通八家之藩而得其窾要”。此外，增补内容较多的部分，论诗则王士禛、吴乔、沈德潜、袁枚各章增补较多，如沈下增加讨论温柔敦厚为诗教一节，袁枚增写论性情一节，都很重要；论文则刘大櫆、曾国藩两章有较多增改，章学诚部分增加一节。刘下增气盛、音节两段，曾下增改尤多，如云：“姚、曾论文，同主阴阳刚柔之说。惜抱所得，于阴柔尤深。”曾“所得者于阳刚为近，故屡言好雄奇瓌玮之文，而所以求之于行气、造句、选字、分段落者，言之尤累累”。应是早年得闻唐文治先生授古文时所特别看重的见解。

新本保存了几本讲义中当年删弃或改写较多部分的内容。整章删去者有《王铚谢伋》一节，主要谈宋人的四六批评。四六指宋代的骈文，主要用于官方文件和人际应酬，古文占据主流后，渐为文学史所忽略，但其体式其实有许多变化，也有不少名篇。从朱先生遗稿看，是否在《大纲》保留此章，颇多犹豫。现在附存此节，足可参考。另外讲义曾以“苏辙张耒及惠洪”为一章，定稿时将苏辙、张耒两人附在苏轼后，将惠洪部分删去。近年学者关心宋代禅僧诗作及其诗论，先生特别注意到惠洪论诗“主明理”，所提“妙观逸想一语，别具会心”，“其言至可翫味”，都具特见。此外，各章节多少不等地删掉一些有关文学风会与文人为人之议论，估计是为保存文学批评的主线，将枝蔓内容削除。所删部分，也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与评论。如评价元初方回之为人：“其生值首鼠两端之时代，其人为自相矛盾之人物。故当蒙古南侵，开城降虏，而抗志古昔，自比渊明。流连杭郡，躭情声色，而伪附道学，动称文公。”颇鄙夷其为人，但又肯定他“论诗盖一极精微之人，持论往往细者入于无间”，并揭发其论诗诸多矛盾之说，甚具眼光。述元明南北曲演进大势，则云：“北曲盛行，始于金元，至明初而南曲复盛，是后二者争为雄长，而南曲之迈进，迄非北曲所能比拟。至于中叶以后，昆曲完成，而南曲独擅一时矣。元人杂剧率以四折为主，南曲演进有至数十折者，此其繁简不同也。元剧之中，方言俚语，往往迭出，迄于明人，虽一面推为行家，重其作品，而方言之势已渐衰，迄不能振，绮语文言，代之而兴，甚至宾白全用对偶，此则文质不同者又一也。论者或仅就文体一方，判别时代，而慨然于剧曲之渐漓，此言非也。文学作品，惟戏曲所受时代之影响为最大，诗文之作，虽不获见于当时，尚可取信于后世，故作者尝有以自负，不易为时代所左右。独戏曲之与观众，其关系至切，无表演即无戏曲，凡不能取悦于观众者，其作品即无有流传，故观于元明剧曲之变迁，而元明两代观众之情状，略可知矣。”对皎然《诗式》之评价，则云：“《诗式》文章宗旨一条，论谢灵运之诗得学佛之助，于诗家境界，颇有见地。其他之论，虽称述祖烈不无过誉，然熟读谢诗，自抒己见，过而存之可也。”对曹植文论之批评，亦颇一针见血：“或谓子建《与杨德祖书》，备述当时作者，茫无定评，此或语本泛泛，意非评论，遽加讥弹，宁能尽当。然植之论文，确有笼统之病……此种春荣清风，高山浮云，秋蓬春葩，洋洋皜皜之辞，托义若甚高，案之于实，不得其命意所在。后来文家撰述，多用此例，徒见辞采，无裨论断，皆曹植为之厉阶也。”也非通人不能有此认识。前后删改，当然有研究斟酌中见解的变化，也有评价分寸的把握，因其中皆不涉旧说之谬误，附而存之，足供今人参详。

在自存讲义中，还夹着当年授课时的几份考试题，我也接受出版社的建议，移作附录，藉见当年授课之实况，录一题于下：“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文章贵新之说也。元好问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若有不满于新者，何也？能折衷于其间耶？李德裕论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果有是耶？所谓常新者又何指，试抒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