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时的茅盾

 

 

1926年离职时的茅盾

 

 

商务印书馆全景

 

 

茅盾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改革宣言》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蚀》三部曲,首次使用了笔名“茅盾”。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子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文汇读书周报记者 薛伟平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6年8月，一位来自浙江乌镇的青年敲开了位于大都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大门。从这一天起，直到1926年4月离开商务印书馆，他把自己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儿。

 

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间，这位青年不仅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而且完成了从童话作者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转变，同时从普通的助理编辑迅速成长为具有现代编辑知识和丰富编辑经验的编辑大家。

 

他就是沈德鸿，字雁冰。他有着一个更为世人耳熟能详的笔名：茅盾。

 

“如果没有茅盾与《小说月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程将延缓”

 

日前，“茅盾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图片文献展”暨“茅盾·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了钟桂松的新著　《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

 

钟桂松，曾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他说，从流传于文坛的一则故事，就可看出茅盾入职商务印书馆时的抱负之大。

 

1916年8月，时年二十岁的沈徳鸿通过其表叔卢鉴泉的引荐，拿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先生的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请见张元济。他向门房自报家门：“沈德鸿，道德的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见对方一头雾水，他连忙补充：“是翩若惊鸿的鸿。”门房仍未反应过来。此时，同样在等候张元济召见的旁人忍不住插话了：“是江鸟鸿。”

 

百年前的这个有趣细节，着实意味深长。对于刚走上社会、年轻气盛的茅盾来说，对“江鸟鸿”的不以为然与对“鸿鹄之志”“翩若惊鸿”的执著追求相映成趣，真实地折射出他彼时的心境和抱负。

 

在商务印书馆，沈德鸿先在函授学社当英文阅卷员。不久，其才华得到商务高层张元济、高梦旦的赏识，被调到编译所跟随孙毓修编译童话、校订古籍。而从他参与　《小说月报》　的部分编辑工作，到正式主编《小说月报》，其过程则全景式地反映出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职业精神。

 

191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主编王莼农先生力邀茅盾帮助编辑　《小说月报》新辟的“小说新潮”栏目。茅盾马上开始了有关新文学的尝试，写了《“小说新潮”栏预告》和《“小说新潮”栏宣言》。

 

在刊于1920年1月25日《小说月报》　第十一卷第一号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他提出：“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凡是一个新，都是带着时代的色彩，适应于某时代的，在某时代便是新；唯独‘美’‘好’不然。‘美’‘好’是真实(Reality)。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字出来。”

 

这一期的《小说月报》上，还有茅盾撰写的　《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提出了“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观点鲜明、文字活泼，洋溢着青年知识分子的青春活力，让人耳目一新。

 

王莼农先生约请茅盾写些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他先后撰写了百余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妇女解放问题从来就是一个革命话题，这类文章的写作，让茅盾的思想向革命道路又迈进了一步。这些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文章，也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观察茅盾思想的一个窗口。

 

由于《小说月报》销量继续下跌，商务当局决定由茅盾接替王莼农，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则正式提出革新《小说月报》的三项条件：一、杂志现存稿子全不能用。二、原来的四号字印刷全部改用五号字。三、馆方应给予全权办事的权力，不能干涉杂志主编的编辑方针。

 

条件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茅盾政治和办刊的智慧。据他估计，王莼农原来买下的稿子足够刊用一年。将旧稿全部封存，意味着商务将损失一大笔费用。用新稿，自然还要再支出一大笔稿费。更重要的是，旧稿都是当时“礼拜六派”旧文人的文章，革新《小说月报》，旧稿一篇不用，意味着与旧文学的决裂。这是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基本立场。

 

四号字改五号字，无形中扩充了刊物容量，增加了发稿量，不露声色地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至于授予主编全权办事的权力，是革新《小说月报》的前提，但作为条件提出来，则显示了茅盾的智慧。

 

钟桂松认为，茅盾革新《小说月报》时提出的三项条件，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堪称经典案例。

 

商务当局听了茅盾提出的三项条件后，当场拍板同意。平心而论，茅盾之所以能成功革新《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的开放包容和锐意进取分不开。

 

从1920年11月初开始，茅盾接任《小说月报》主编，迅速擎起新文学的大旗。此时，茅盾已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既要参加党的活动，又要革新《小说月报》，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同时，茅盾又遇天赐良机———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周作人、蒋百里、郭绍虞、孙伏园等拟组织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些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少还是新文学作家。就在文学研究会筹备之际，大家决定充分利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代会刊，并热情邀请茅盾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加入文学研究会。在这些成员的支持下，革新后第一期《小说月报》如期与世人见面。从此，《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主要阵地之一，而茅盾本人也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

 

有了《小说月报》这一阵地，借着文学研究会的东风，茅盾很快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今日谭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故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对于此点，亦甚愿尽提倡之责任。”这些观点，成为茅盾编辑　《小说月报》遵循的指导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出茅盾本人高远的文学志向和不俗的文学旨趣。

 

从1921年到1922年，茅盾共编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以及“俄国文学研究”等号外，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条路来，使《小说月报》由旧文学的堡垒变为新文学的阵地，断了旧文化的传播，为新文化的弘扬树起了一面旗帜，使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

 

茅盾在《小说月报》的革新过程中体现出的编辑特点主要有：

 

一是注重引进西方艺术和西方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借鉴，从而使《小说月报》倡导新文学的起点达到了一定高度，也为新文学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

 

二是注重新文学创作以及新文学理论建设。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及围绕文学研究会的众多人士，成为《小说月报》的创作主力。茅盾晚年给重印的《小说月报》写序时说：“1921年，我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　《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等。”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洋溢着强烈的新文学色彩，同时新文学的追求也日趋成熟。

 

三是注重编辑创新。新栏目“海外文坛消息”颇有文坛新闻的意味。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篇幅可长可短，篇目可多可少，特别适合月刊杂志。从1921年1月至1924年6月，茅盾共编写“海外文坛消息”二百余则，对扩大新文学工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是审美眼光独到，所选作品不少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名篇佳作。

 

办刊能否推出名篇佳作，主要取决于主编的审美眼光和魄力。茅盾做主编的两年间，《小说月报》刊载的可圈可点作品不少，如许地山的《命命鸟》，冰心的《超人》《遗书》，落华生的　《妇人镇》《换巢鸾凤》《空山灵雨》，朱自清的《别》《台州杂诗》，汪静之的《七月的风》，鲁迅的《端午节》《社戏》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品。

 

茅盾自己也认为，担任《小说月报》主编是机遇，也是重要的历史节点。

 

“确实如此，无论是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无疑都要写上茅盾革新　《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和全面革新《小说月报》这两个历史性贡献。”钟桂松认为，如果茅盾没有进入商务印书馆，如果没有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国新文学的进程肯定会延缓。

 

“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的成就”

 

钟桂松认为，作为文学巨擘，茅盾的起点在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同样认为，要研究茅盾的文学之路，必须考虑三个要素：上海，商务印书馆，新文学运动。

 

1916年的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各方面都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潮流，机会很多，舞台很大。以文化产业为例，当时的上海报业和出版业在全国独占鳌头，不仅拥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报馆和出版企业，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报业、出版业的生产基地，培育了不少产业人员和市场需求。而茅盾未来的文学事业，恰好与报业、出版业有直接关系。从这一角度理解茅盾到上海来谋求自己的事业发展，可以说他确实有着独特的眼光。

 

茅盾自己也说过：“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这样的成就。”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现代文化组织机构。晚清政府制定《著作权》，曾将草案交商务印书馆听取意见。孙中山也曾想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力量。

 

从经营规模看，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印刷出版企业，集印刷、出版和发行于一体，垄断了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和图书市场。从人员配制看，张元济主掌大权，招募并联络了一大批顶尖的文化人才，从事文化规划和编辑出版。编译所人员最多时，仅编辑就达三百多人，且多为精英，比如蒋梦麟、吕思勉等，有些人后来成了大师级的人才。

 

并且，商务印书馆有现代化机器设备和管理团队作为技术支撑。所以，它有经济实力，有能力落实想做的事情。

 

比如对于公共事业建设，商务印书馆建造了当时远东地区藏书量最大的东方图书馆，经常组织优秀人才来演讲。泰戈尔、杜威等人就曾受商务邀请而来上海演讲。涵芬楼，当时主要是收藏古籍，张元济花费重金收购宋刻本，所谓一页纸就是一两黄金，这既是藏富藏宝，同时，将这些古籍复制或印刷出版，从而起到了文化辐射的作用。

 

从社会影响看，商务印书馆具有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勃勃雄心。张元济本人曾参与戊戌变法，对顽固派的守旧立场深恶痛绝。1902年进商务印书馆时，他就持有“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理想抱负。经多年努力，商务印书馆的新式教科书不仅占据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主要市场，而且，推动了整个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在张元济的影响下，商务印书馆周围团结着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像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等精英人物，都曾获得商务印书馆经济上的资助和出版上的支持。

 

茅盾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出版企业就职，耳闻目染，获益良多。所以，茅盾从上海起步，准确地说，从当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起步，与一般的文学青年相比，一开始就拔得头筹，占有先机。

 

再看茅盾在上海的发展。他在晚年回忆最初一年的上海生活：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宝山路宿舍中，四人一间房，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根本无法看书。“我看书多半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利用这时间。”这一年，茅盾翻译完成了美国作家卡本脱的《衣·食·住》；与商务老编辑孙毓修编选出版《中国寓言初编》。

 

1917年下半年起，茅盾参加了朱元善主编的《学生杂志》编辑工作。《学生杂志》12月号发表署名雁冰的社论《学生与社会》，这是茅盾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的一年。茅盾受　《新青年》影响，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在《学生杂志》连载署名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1月，茅盾编辑《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这一年，他在《时事新报·学灯》《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刊发文章和译作，追随新文化思潮，作为文坛新人，引人关注。

 

1920年，茅盾显得极为活跃，每月有文章发表，显示出批评的敏锐和开阔的视野。2月18日，陈独秀来沪，5月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参加，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约请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通过王统照的关系，茅盾与北京的新文学人士郑振铎等建立联系，成为筹建中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

 

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将其改变为新文学杂志，吸纳国内的新文学家参与其事，引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使得《小说月报》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第一刊。他本人也因此名闻新文坛。这就是第三个要素，新文化运动对于茅盾的影响以及茅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中共建党活动，成为上海地区的重要骨干。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浙江嘉兴南湖的这条游船，就是茅盾的妻弟孔另境预先租借的。

 

言及于此，杨扬说，研究茅盾，还应关注他的双重身份，即职业编辑与职业政治活动家身份并重。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当时很多文学青年都有这样的情况。《郑超麟回忆录》中曾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光慈、萧三，包括郑超麟自己，都是一边热爱文学，从事文学创作；一边投身政治，做着最具体的党务工作。

 

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杨扬以为，这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空间，是融社会、人生、意识形态和多种新知识新学理为一体的现代混合物。

 

从茅盾研究的角度，杨扬认为有两点应予强调：

 

一是茅盾的编辑身份。这是以往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身份角色中所没有的新角色。编辑的身份角色，与文化产业相关联，与现代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读者市场相关联，也与新的影响文学的社会因素相关联。茅盾的文学地位与文学成就，一开始就是这种新的文学生产力的体现。他年轻好学，精力旺盛，适应力强，反应速度快。与沪上那些旧派文人相比较，他的知识优势和活动优势马上显现出来。

 

二是茅盾的政治身份。他的文学起步与他参与政党活动，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在文学活动中，他有自觉的党派立场和党派意识；在政治活动中，他又有文学的敏感与热情。他是现代作家中，参与政治最深的知名人士之一，与现代中国政界关系极其密切。他又是现代政治人物中，少数几位能真正在文学领域享有声誉的标志性人物。

 

从民国时代起，至1981年病逝，茅盾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这种文学、政治的跨界与混搭，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丰富的一面，也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文学的社会担当、作家艺术家的政治参与，在茅盾和其作品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政治对文学创作而言，不是一种外在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本面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家笔下的激情，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姿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了政治，茅盾的文学生涯就不会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种情况，他的文学作品也难以获得透彻的解读。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是缠绕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内在影响因素。

 

1925年12月，茅盾乘船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国共合作，茅盾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执委。会后，他留在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编辑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刊》。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茅盾重新回到文学世界。他用四周时间完成了小说《幻灭》，刊发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作者署名为茅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笔名的第一次呈现，意味着沈雁冰从文学评论家、职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角色，转变为从事文学创作为主的现代作家。

 

1933年1月，长篇小说《子夜》的出版，为茅盾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瞿秋白高度评价誉其为“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包括《子夜》《林家铺子》、“蚀”三部曲等长篇小说，茅盾的作品涵盖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全貌，被誉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通史”。他倡导和实践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茅盾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国一代现实主义文学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