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徐开垒亦师亦友。图为叶圣陶书赠徐开垒。

1977年3月20日文汇报副刊“风雷激”发表《金猴诛白骨》。下图为1979年11月7日《文汇报·笔会》刊发《一代师表———访叶圣陶》。

叶圣陶分别于1962年9月10日、1977年11月21日、1979年3月27日、1981年9月5日致徐开垒的信函。

马国平

叶圣陶先生与《文汇报》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文汇报》的各个时期不同版面上留下了他的珍贵笔墨。检视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最早可回溯到1938年该报创始之年，在“世纪风”副刊发表了七言长诗《不惜令随焦土焦》（1938年8月9日）。粗略估计，叶圣陶以本名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约七十篇，近半发表在1977年至1984年间。时任《文汇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徐开垒与叶圣陶互相之间信函往来，保持了较多联系。

叶圣陶致徐开垒的书信始于1962年9月10日，“惠书诵悉。《笔会》每日出一大版，闻之欣喜。贵报越来越好，处处见得出工夫。我日看四种报，所费时间，以贵报为多。承嘱作文，义不容辞”。徐开垒在信纸边上写有注释：“这封信是叶圣老在1962年9月写的。当时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由于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报纸版面做了些革新，曾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1977年，叶圣陶应徐开垒之邀，在当时名为“风雷激”的《文汇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七绝诗《金猴诛白骨》（1977年3月20日）。

关良同志以所绘孙猴打白骨精彩色画见赠，作此酬之。

妙绘金猴诛白骨，寄情禹域复光华。暌违半纪犹相念，共此欢怀遥拜嘉。

（注）与关良同志不相见者逾五十年矣。

当时，徐开垒重新负责《文汇报》文艺副刊工作后，主动向老一辈作家艺术家邀约征求诗文作品，努力促使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被压抑的作家艺术家登台亮相，文艺副刊成为当时推动文学创作的重要舞台。叶圣陶的诗文发表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他在接到徐开垒3月4日的约稿信后，于3月8日和9日先后寄来诗作四篇。徐开垒及时刊登了其中的《金猴诛白骨》七绝诗，并且配上了关良先生的画作《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叶圣陶在3月25日回信写道：“我处订阅《文汇报》，拙诗与关良同志之画同刊，足下用心颇好，良佩。暌字误排为睽，稍为缺憾。他诗诚如尊论，自不需刊载，我绝无意见。”

1977年5月25日，巴金先生在“风雷激”文艺副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一封信》。同年11月2日，叶圣陶作诗《巴金兄索书作此赠之》，他在当天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前复巴金书，允为写字，近日作成一诗赠彼，即书而寄之。近日忽然欲了此事，则以昨夜小林之来访也。”随后他又于11月21日把这首诗抄寄给徐开垒：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信中写道：“近日作一诗赠巴金同志，录请一观，并非投稿，只缘其中提及《文汇报》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信中，叶圣陶提到徐开垒为《文汇报》“教育版”向他征稿，“本月十四日手书诵悉。教育版嘱我作文，义不容辞，我可以说的也很有一些。只是我年来更不能用心思了，稍用心思就睡不好，一连几天不舒服。只能说愿意写些，可是不能说定时日。尚希垂谅”。两年多后，反映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晴窗随笔》专栏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文汇报》的教育副刊上，1980年1月3日至5月15日共计发表一十三篇。以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在教育副刊上。新时期后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教育有关的文章。

类似内容的文章也发表在文艺副刊上，如《学作文的途径——读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1981年9月10日），该文署名为“桑宁”。当时，徐开垒向叶圣陶约稿，叶至善与父亲商量后打了个草稿，“字写得核桃大”。他在致徐开垒的信中写道：“父亲花了一整天改了一遍，我才誊清了寄上。父亲不愿意署他的名字，也不要署我的名字，因为许多人看到了仍然知道是他的。所以我起了个‘桑宁’的笔名。” （1981年8月29日）“桑宁”，按苏州方言来读，是否就是“双人”的意思？

叶圣陶后来还在徐开垒寄来的清样上校改。他对这篇文章萦怀于心，在回信中写道：“这篇刊出后，如有读者来信，或赞同，或反对，希望示知为感。”（ 1981年9月5日）文章发表后，真的有读者来信表示商榷，徐开垒把这些信都寄往了北京。因此，这篇文章应该是叶圣陶的佚文。

1979年中，叶圣陶先生致徐开垒书信十一通之多，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表现了叶圣陶对社会现象的关注。譬如两次写信对报社发布广告内容的纠错，“我想请足下代为向贵报领导同志建议，与登广告的厂家和广告公司郑重商量，凡属此类广告，务必认真校核，正确书写。报社在付印之前，必须有负责人员看过。这样才不至于有此类错误。贵报同志对此看法如何，甚盼告知。”（1979年5月9日）徐开垒把这些信件都转给报社负责人，并由报社指定人员向叶圣陶先生回复。

1979年8月，徐开垒赴京采访叶圣陶和曹禺，徐开垒与曹禺不熟，特地请柯灵写了介绍信，再由巴金附笔签名。徐开垒与叶圣陶已有前期接触和了解，因而叶圣陶的日记里有“徐开垒来访”的记载，也曾在回信中答复徐开垒问题。据笔者所藏徐开垒采访手记记录，他为撰写叶圣陶采访记前后四次拜访了叶圣陶先生。《一代师表——访叶圣陶》发表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文汇报·笔会》1979年11月7日），徐开垒后来又据此扩充改写题为《长者风仪》（《当代文坛报》1983年第三期），其中的内容材料也被以后的一些叶圣陶传记著作所引用。

《一代师表》并非徐开垒有关叶圣陶的第一篇文章。早在1945年10月出版的《作家笔会》（柯灵主编）一书中，就有徐开垒写的《叶圣陶》一文，那年他才二十三岁。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在东吴大学听过叶圣陶先生的演讲，同时不无骄傲地回忆了1936年在叶圣陶等人编辑的《新少年》征文时，从一千二百三十篇应征稿件中获得第一名的往事。“后来据人说，这次稿件的评阅确是由叶先生担任的。可见不但叶先生的作品为我所爱读，认为他是前辈作家中最切实的一个；同时我的作品，也为他认作少年学生中写得最真实的一篇呢。——（朋友，请你宽恕我的忘形，因为这确实是我生平最得意和最侥幸的一件事！）”这段话不无透露出少年得意的情愫和作为私淑弟子的荣耀，获奖征文因此成为徐开垒不能忘怀的文学创作的处女作。徐开垒在1979年给叶圣陶写信，曾讲述当年获奖的情况，叶圣陶也为此感到高兴，“前数日接长函，乃知足下与我早结文字之缘，不禁欣跃。”

正是徐开垒与叶圣陶存在着这样的因缘关系，徐开垒在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期间，发表了不少叶圣陶诗文作品。一次，徐开垒抄得叶圣陶怀念丰子恺的诗作，叶圣陶收信后欣然写上注解于1979年3月27日寄回徐开垒（《怀念子恺》刊《文汇报》1979年4月11日）。

徐开垒在1945年所写的《叶圣陶》一文中有句话颇有意思，“因为崇仰他，我当时也很快活”。这种情感上的追随，创作上的源流，成为徐开垒终其一生的“快活”。直到晚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在今天不但记得叶圣陶和柯灵，他们是发表我第一二篇文章的领路人。”

（叶圣陶致徐开垒书信凡十九通，徐开垒生前分两批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笔者撰写本文时曾查阅原件，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