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黄新（前排左一）与父亲黄祖炎、母亲周泽和大妹妹在济南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市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儿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肺病未愈，前几天还在吐血，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作完报告。在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儿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不是美蒋特务，而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系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情绪消极，谩骂群众，诬蔑土改。

1951年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曾向敌人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但是信件被人误拆，消息不久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偷偷擦拭武器。遗憾的是，他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惠民军分区的警惕，还让其来济南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会议，铸成大错。父亲与凶手并不相识，王聚民行凶纯粹是阶级报复。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役战斗，和平了，他却用生命和鲜血续写着忠诚。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石家庄。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的消息，他当时沉默良久只讲了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此后，毛泽东仍坚持彻夜工作，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睡眠很不好，有时服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面色显得有些憔悴。显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毛泽东。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休整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1932年前后，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在毛泽东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来到他身边，担任了秘书职务。按常理来说，父亲当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工作十分繁忙的苏维埃政府秘书科长，完全有理由另选人员为毛泽东做秘书，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在有些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是“逆水行舟”，但父亲全然不顾这些，而是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不论形势多么险恶，环境多么艰苦，父亲都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其工作，精心照顾其生活，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把父亲从总政治部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和总务处长。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日，他已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大家也自然改口尊称他为“毛主席”。但是，毛泽东却不让父亲称呼他的职务，说：“还是老样子好。”所以他们之间还是“老黄”“老毛”地叫，可见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一般同志。

▲黄祖炎

当毛泽东接到我父亲遇刺的电报后，他一面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报告，一面沉浸在与父亲在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回忆中。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一份通报以电报发出，并亲笔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阅发，并抄送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长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及总政治部，还亲自拟定报头，将这份电报发往各地，以引起全党全军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三个“A”，定为特急报。三天内两次亲笔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我父亲遇刺和由此暴露出的问题的高度关注。

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指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我军高级干部遇刺事件连续三次做出批示，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我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宣示了正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党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前往山东视察工作。陪同毛泽东前往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等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山东，离我父亲遇刺已有一年零七个月。

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胆识，同时，他又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毛泽东对他的战友、身边工作的同志总是充满眷恋、怀念之情，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

毛泽东刚到山东省政府交际处下榻不久，便问执意为自己担当警卫任务的许世友：“祖炎同志的墓在什么地方？”这一问，一下子把身经百战、轻易不动感情的许世友问愣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次到山东，见面问他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许世友也为毛泽东对黄祖炎如此深厚的情谊所感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公务十分繁忙，北京、山东相距千里，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在齐鲁大地还有一位患难之交的亲密战友。

“祖炎同志葬在南郊的四里山上。”许世友一面回答，一面看着毛泽东凝重的目光。

“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延安一别，让他去赣南接陈毅的部队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毛泽东伸出大手，屈指算着：“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打算到济南后看望一下祖炎同志的墓。”

▲黄祖炎之墓

第二天，10月27日上午，天高气爽，一辆轿车来到南郊四里山下。毛泽东和许世友从车上下来，并排朝山上走去。

山路蜿蜒，仿佛伟人此刻的心绪。毛泽东与我父亲14年后的会面，竟属两个世界。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给我很深很好的印象，他是我党的好干部，理应为他办理庄重的丧事，用以慰藉英灵，并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沉浸在对战友的回忆中，谈到这位跟随多年的秘书，比自己小15岁的忘年“老友”，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办事认真。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细致周到地处理每一件交办的事情，每一份往来的文件信件，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我生活上体贴照顾，在工作上起到参谋助手作用。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坐落在半山腰的烈士陵园，还埋葬着许多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父亲的墓在整个陵园的最高处。墓为穹形圆顶，花岗岩的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

望着前面的墓碑，毛泽东的表情凝重起来，他加快脚步来到墓前，一言不发地望着。良久，毛泽东弯下腰，深鞠一躬。接着，他的大手情不自禁伸向墓碑，轻轻抚摸着镌刻在墓碑上的“黄祖炎”三个大字，深情地说：“祖炎，我来看你了。”不觉间，泪水顺着脸颊慢慢流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对许世友和其他同志缓缓地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为革命，他的家中牺牲了四位亲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许多战友在北京逝世后，他都没能亲自去悼别，而对父亲他却不远千里，踏着不平的山路到墓地悼念，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实属罕见。事后，许世友让军区秘书长赵长河向母亲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有关扫墓的情况，并亲自向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毛泽东对我父亲的情谊，母亲从小就经常给我们讲起，它时时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克服艰难困苦，不断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摘选自《党史博览》2008年09期

作者：黄新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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