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开启中美会谈的大门

1954年2月，苏、英、美、法四国达成协议，决定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问题。会议于4月26日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秘书长。

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接触，但又通过与会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试探解决在押美国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

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中美直接接触的机会，便召集代表团成员商讨决定：一、向杜维廉反馈，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不必通过第三方；二、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中方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这一方案获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在中方公开发表谈话后，杜勒斯同意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举行直接会谈。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约翰逊作为美方代表。

约翰逊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参加过板门店谈判。从6月5日到6月21日，王炳南与约翰逊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分别就中国在美侨民、留学生和美国在华被押侨民及军人的问题，阐述了本国政府的主张和要求。

在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提出发表共同声明，提议以联合公报或其他适合的方式，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权益。因美方拒绝了这一合理建议，会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尽管如此，双方都不愿意就此中断直接接触，中美两国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双方进行不定期领事级会谈17次，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美两国打开了一条表达各自意见的通道，开启了中美接触的大门，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我们要回了钱学森”

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26日，杜勒斯表示“不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但直到6月中旬才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向周恩来转达进行大使级谈判的愿望。7月15日，周恩来表示同意。

是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是约翰逊。会谈开始后，双方确定了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中国政府为表达和平友好的诚意，在谈判开始前一天，就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约翰逊只得表达谢意。接着，双方提出了各自的遣侨名单。在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钱学森赫然在列。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留学，十年后成为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1950年准备回国之际，遭到美方阻挠，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口出狂言：“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无论到哪里，他都顶5个师用！”

当王炳南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狡辩道：“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立即出示了一封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件，理直气壮地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钱学森博士在6月份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夫人蒋英及一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途。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导弹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经过第一阶段的14次会谈，双方在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标志着第一项议程得到了实质性解决。这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

——摘自《红岩春秋》202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