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作者：卡帕

 

图片说明:1938年5月16日《生活》杂志封面《中国士兵》 卡帕 摄

 

 

 

图片作者：乔治·罗杰

 

图片说明: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学校改成的临时战地医院 乔治·罗杰 摄

 

 

 

图片说明:罗伯特·卡帕（左）和乔治·罗杰 （照片选自本报资料）

 

 

 

图片作者：卡帕

 

图片说明:1938年4月台儿庄，中国军队敢死队员正在往身上挂手榴弹 卡帕 摄

 

 

 

图片作者：卡帕

 

图片说明:1938年广州，医学院女学生在日军空袭后的废墟上 卡帕 摄

 

 

本报记者 钱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艰苦卓绝、顽强不懈的抗战，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信心，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正义的胜利！

 

在这个长期抗战的艰难时期，战地记者以摄影机、照相机和手中的笔为武器，奔走在硝烟烽火之中。罗伯特·卡帕、乔治·罗杰就是其中优秀的战地记者，他们先后不远万里奔赴中国，用一张张照片，向世界公布日寇的残暴罪行，讲述中国人民巨大的牺牲和坚定无畏的信念。战后，为了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他们和卡蒂埃·布列松、大卫·西蒙等发起成立马格南图片社。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拍摄的那些照片一起，永远矗立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丰碑之上。

 

罗伯特·卡帕:照片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张中国士兵年轻的脸庞：高昂的头颅上压着钢盔，稚气未脱的脸上嘴角紧抿目光坚毅——这是《生活》杂志特派记者罗伯特·卡帕从正在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发来的，封面左下角还压印“中国的保卫者”字样，内页则有7个版面，刊登了卡帕3月12日在武汉拍摄的中国人民积极备战的场面。一周后的5月23日，《生活》又登了4个版面的照片报道了中国的一场战役——台儿庄大捷。这些照片有展现中国军队出动的场面，也有表现哨兵们站在城墙上守望敌情的画面……说明写道：“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等，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组照片的拍摄者，还是卡帕。

 

卡帕是在1938年1月21日从法国马赛上船，2月16日抵达中国香港，与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汇合。伊文思正在筹备赴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而作为战地记者刚刚从西班牙内战前线撤下来的卡帕，正沉浸在失去未婚妻塔罗的悲痛中。塔罗也是战地记者，本来两人就有赴中国抗战前线的打算，但西班牙战场的子弹夺走了塔罗的生命。伊文思的邀请来的正是时候，卡帕不仅作成为伊文思的摄影助手，也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之一。他们从香港到武汉，4月4日清晨到达台儿庄中国军队前敌指挥部，7日进入台儿庄。他在中国一直待到10月，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花园口决堤……卡帕通过自己的镜头,为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世界得以了解中国人在抗战中的生存状况与不屈的民族精神。

 

卡帕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真名安德烈·弗列德曼，18岁就因共产主义倾向而被当地政府盯梢，被迫偷渡出国，在德国照相馆中做助手。“罗伯特·卡帕”，是弗列德曼跟女友格尔达·塔罗在巴黎开办摄影工作室时，虚构出来的一个“世界级摄影大师”。挂着“大师”的名头，弗列德曼拍的照片以150法郎一张、3倍于行情的高价卖出，由于精湛的摄影技巧和神秘的身份，甚至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卡帕热”。后来真相暴露，弗列德曼却也因此成名，真的成了世界级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

 

1936年，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卡帕与女友塔罗加入西班牙人民阵线，反抗法西斯势力。9月5日，在科尔多瓦附近的山村，一名士兵刚跳出战壕，准备向敌军冲击，一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站在他身边的卡帕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按下了快门，定格下了士兵倒下的那一刻——他的手中还握着枪，往后仰倒的身体还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黑影。这张照片几乎没有技巧可言，但却成为摄影史上的不朽名作——用卡帕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然而，站在烽火第一线的近距离，夺走了塔罗的生命。痛失恋人的卡帕，从此决定终生用手中的镜头瞄准自己的敌人。这一点，他与乔治·罗杰截然相反。他俩都因为一次刺激性的经历而无比憎恶战争，但罗杰选择转开视线，而卡帕则选择直面，揭露它的残酷。

 

1942年，丢了工作、身上只有5美分的罗伯特·卡帕躺在纽约的工作室里，突然接到了三封信。一封是电费催款单，一封是英国《柯里尔》杂志提供战地摄影师一职的聘请，还有一封是美国司法部的通知——前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必须交出他的相机、望远镜和轻武器，不得擅自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有着犹太血统的卡帕，因为他的故乡站队法西斯阵营，而突然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失去身份的卡帕在“安全地待在纽约做个敌侨”和“冒险去英国做二战的战地记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柯里尔》杂志提供了一张48小时后起航的船票，卡帕争分夺秒地赶赴英国驻美大使馆，说服了使馆专员：“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许多人不理解，他费尽周章地跑出美国，竟然是为了奔赴战场。卡帕成了二战中唯一一个同盟国军队的“敌侨”战地摄影记者。

 

到英国后，卡帕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伦敦附近的美军飞行基地拍摄。24艘重型轰炸机早晨出发，下午回来时只剩17架。他冲到着陆的飞机前，给出舱的伤员拍摄特写，那个伤员昂首责问他：“这就是你等着要拍的么，摄影师？”卡帕一时感到无比羞愧，甚至觉得战地记者这个职业太过残忍。但次日，他想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向人们展示战争的真实一面的，是死者和伤者的照片，我很高兴赶在自己泪眼模糊之前拍完了那一卷胶片。”

 

他用镜头记录下北非战场、西西里战役、诺曼底登陆的枪炮、爆炸、死伤和断壁残垣，在激战的前沿奋不顾身。“我拍到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尘埃的照片、烟的照片和将军们的照片；但没有一张反映战斗的紧张程度和戏剧性，是我用肉眼所能感觉到、追踪到的。”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他正在奥马哈海滩拍摄美军与防守德军对攻的密集炮火，忽然胶卷用完了，他的视线不得不从取景器上抬起来。“空空的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我从头到脚浑身哆嗦，扭歪了我的脸。……我周围的人都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只有死者在水线上随浪翻滚。”他回忆道，“我走进两具尸体中间的海水里……突然之间意识到，我这是在逃跑。我试着回去，但我无法面对海滩。”尽管恐惧，卡帕依然一次次回到火线，记录真实的画面。二战结束后，他继续拍摄战后的废墟，和废墟中的人。

 

正如好友布列松所说，“命运注定了他将死于荣誉的制高点。”1954年5月25日，越南战场，卡帕走出战壕没多久，同伴就听到一声爆炸声，他们习惯性地说：“又让卡帕抢到好镜头了。”罗伯特·卡帕误踩地雷身亡，终年41岁。

 

乔治·罗杰：第一个进到贝尔森集中营拍摄的摄影记者

 

1942年，《生活》杂志社评选该年度旅行距离最长的战地摄影记者，乔治·罗杰以7.5万英里当选。当年1月，罗杰在缅甸仰光报道了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协助当地抗日的经过，这些照片被《生活》生活杂志一口气刊登了近30张，其中有飞行员执行任务归来、倚在飞机上的潇洒不羁，也有伤员挂了彩后的凝重眼神，还有中国地面人员帮忙修复飞虎队P-40战斗机的忙碌场面。仰光沦陷，用镜头定格下撤离时火光冲天的画面后，罗杰随英国军队沿滇缅公路进入云南。据英媒报道，罗杰是第一个获得中国批准，入滇缅公路进行报道的英国战地记者。之后，他再次回到缅甸眉苗报道中英美三国军事会议，但是战况急转直下，英国军队紧急撤退，罗杰后来是用徒步的方式从印度边界逃出缅甸。

 

作为马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罗杰可能是受到大众关注最少的一个。他被称为“沉默的英国人”，行事低调，很少露脸，总是把自己藏在闪光灯的后面。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更喜欢用相机去发现自己视域所不能及的世界。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沉默的英国人在年轻时曾是个意气风发的海军小伙，两年服役的时光对他而言，无非是一场快活的世界旅行。他写下了几札游记，在船头的海风里做着成为旅行家的白日美梦，自学摄影只是为了给文字配一些漂亮照片。但环球游记没有等来发表的机会，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就让他看到了在高光之外，生活的斑驳。从美国再回到英国，乔治·罗杰换了包括BBC摄影记者在内的几份工作，依旧感到茫然。直到1940年，二战爆发第二年，德国纳粹的炮弹真真切切地落到了伦敦的街巷，似乎猛地把“旅行家”从混沌梦中炸醒了。

 

32岁的乔治·罗杰辞去BBC的职务，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在伦敦闪电战的炮火中奔走，记录下城市的断壁残垣，以及普通人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时，是怎样的表情：“我在照片中展现了英国人——每时每刻，露宿街头的每一个人——在失去家园和爱人的情况下，是如何选择忍耐而决不妥协。”这次摄影，让罗杰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推力，这力量把他从安逸的角落里赶出来，推向战火蔓延的前线。正巧，也有这样一个机会。他拍摄闪电战的作品被刊登后，引起了美国《生活》杂志的注意。《生活》给了罗杰一份为期4周的临时委任，让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西非战场找些现场素材。这份委任最终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而乔治·罗杰用镜头留下的足迹遍布了62个国家、18场战役。这也许就是他变得沉默的原因——在战争的画面面前，一切言语都显得多余了。

 

除去伦敦闪电战的照片以外，罗杰真正意义上的战地摄影始于喀麦隆、苏丹和乍得。这里除了战乱以外，极端恶劣的环境对于记者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他事后在回忆录《沙漠之旅》中曾描写过自己横穿撒哈拉沙漠的绝望体验：“我们离最近的水源也有50英里，离最近的汽车修理站有750英里远。在这块荒漠，没有水的人很快就会死去。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孤独、更可怕的辽阔无垠。”在埃塞俄比亚，罗杰拍摄下英国沙漠军团与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对抗，之后一路随英国军队去往开罗、叙利亚、伊拉克、印度，记录下一路战火烧过后的焦土。

 

1942年从中缅边境回到欧洲后，罗杰跟随盟军一直到德国正式投降。他报道了西西里战役、萨勒诺登陆、卡西诺战役、诺曼底登陆，以及巴黎与布鲁塞尔的解放，也是第一个进到贝尔森集中营拍摄的摄影记者。在贝尔森，这个二战期间德国境内唯一一所被盟军解放的集中营，一共有7万余名被关押者在5年间惨遭纳粹杀害。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救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刻，仅存的数千名幸存者已经没有力气欢呼，直接袒露在营救者面前的，是满坑满地层层叠叠的尸骨。这地狱一般的景象，让罗杰拍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照片，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条黑色的沟壑，成为他摄影生涯的分水岭。“当我终于能正视贝尔森的恐怖，并且发现当时仅仅想着漂亮的构图，我觉得自己正在发生某种改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从那以后，罗杰加入了反战组织，发誓再也不做任何战争报道。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从战俘营3次越狱的传奇英雄

 

1934年，买了一部徕卡相机，在欧洲各地“随手拍”的法国文艺青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回到了巴黎。在此之前，他学过立体派油画，在剑桥大学读过英国艺术与文学，从一张照片极富动感的构图中得到启发，在街头巷尾的抓拍中，实践着他后来大名鼎鼎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当布列松回到巴黎时，已经是当地艺术沙龙中颇受瞩目的青年新秀，顶着“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多个光环。然而，就在1934年，他遇到了还叫做“安德烈·弗列德曼”的卡帕。卡帕告诉他：“不要戴上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标签，就做一个摄影记者……行动起来！”这句话影响了布列松一生，让他从单纯讲求明暗、构图的美学小圈子中走出来，去捕捉世界这个巨大现场的真实瞬间。

 

二战爆发后，布列松在1939年加入法国军队的摄影团，还有下士的军衔。1940年6月的法兰西战役中，他在孚日山脉被德军俘虏。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在被俘之前，极有“先见之明”地把相机埋在了一个农场。之后，布列松被纳粹关进了战犯营，做了近3年的苦役。在这3年中，他有过连续两次的越狱尝试，均告失败，并且换回了单独监禁的惩罚，但这个年轻的下士依然锲而不舍，在1943年2月第三次越狱，终于成功脱逃。巧的是，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后来拍过一部相似题材的电影《死囚越狱》，讲的是一位法国中尉在纳粹监狱中如何一次次越狱的故事。而亨利·布列松在二战前还曾在让·雷诺阿的电影中任第二助理导演，战争中却成了电影般传奇故事的主角。越狱后，布列松躲在法国西部都兰地区的一个农庄里，弄到伪造证件后，又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与他们一起援助其他法国战俘。1943年，他回到孚日山脉，挖出被俘前藏好的徕卡相机，跟其他摄影师一起秘密地记录下法国民众抵御纳粹的过程，以及后来的解放。

 

在战争尾声，他还应美方邀请，拍摄一部反映战俘和难民重回故园的纪录片《返乡》，时长32分钟。片中拍摄到集中营的囚犯在迎来自由那一刻的惊愕、惘然、喜悦、又突然悲从中来的表情和反应，给观众留下了震撼的印象。此外，该片还记录了这些战俘回到巴黎的临时医院，与亲友重聚的情景，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战时影像。这部影片传回美国的同时，也传去了布列松在战争中“阵亡”的消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悲恸”之余，竟把原先准备好的展览临时撤换掉，举办了一场布列松遗作展，结果这场别开生面的遗作展迎来了闻讯赶来的布列松本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同时出版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摄影集》——作为布列松出的第一本书，如果没有这出“乌龙”，它诞生的日期肯定还会更晚一些。

 

1947年，几个来自世界各地、但都在二战中用相机冲锋陷阵的纪实摄影“战士”，在巴黎共同发起创办了马格南图片社。这其中最核心的人物包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乔治·罗杰，和另一位著名新闻摄影师大卫·西蒙——这里面有两位后来都在战地摄影中牺牲。“马格南”的命名据说是卡帕的主意，因为战地记者从战场上生还庆祝时，常常会喝一种叫做“马格南”的香槟——他们正是用这种奋不顾身的态度，忠实地记录、呈现世界的影像，也影响了世界的摄影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