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或许感到意外：一个新推的硕士项目——“燕京学堂”计划,竟会引来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和议论。直到一个多月后的今天，争议仍未平息。

　　

　　北大于今年5月5日正式启动的“燕京学堂”计划，是一个为期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首届学生将于2015年入校，北大将为所有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并配以豪华的师资阵容。

　　

　　然而,随着诸多和“燕京学堂”计划相关的消息进一步披露，该项目遭到的质疑越来越多。部分学者认为，从“燕京学堂”的命名、选址，到其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都亟待进一步论证。纷纷众议中，“中国学”自身的学科性质，更成为一大焦点。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学最初都是由海外高校开设的，传递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动态和学术成果。眼下，国内高校着手移植中国学，其目标指向究竟是什么?这个新建的学术平台能否如一些项目设计者所言，最终起到培养“知华友华”人士，传递中国声音的初衷?对此，学界看法不一。

　　

　　就在本月，沪上的另一所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宣布，今秋将首次推出中国学硕士项目……

　　

　　——编者

　　

　　国内高校搭建全新学术平台，旨在培养一批“知华友华”人士 “哪怕以后批评中国，也请批评得对一点”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

　　

　　“如果你听到别人家里有点动静，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好的办法是到别人家去看看，实地了解情况，而不是一个人想当然，自说自话。”不满于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身体没进来”的现状，国内高校纷纷布局，建立本土的中国学……

　　

　　中国学研究，正在国内高校燃起一把“火”。

　　

　　继北京大学5月初宣布推出“燕京学堂”计划，在全球选才研究“中国学”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将于今年秋季推出中国学硕士项目。

　　

　　从2010年浙江大学率先推出中国学硕士项目算起，其后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都已开设或打算推出同类项目。

　　

 

　　中国本土为啥要建“中国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学硕士项目，眼下已进入招生阶段。招生简章显示，这个项目清一色面向留学生，首届招生计划不超过20人，采取全英文授课。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类：中国历史与文化类、中国经济与社会类、中国政治与外交类。

　　

　　从学科源头上说，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中国学”，最初基本上都是由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和费正清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等，迄今都是国外高校中国学研究的“重镇”。

　　

　　在本土高校开设“中国学”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移植行为。上外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介绍，上外推出这一项目，最主要的考虑是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对中国来说，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极具现实意义、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基于此，应运而生的“中国学”项目，一大主要指向就是培养一批“知华友华”人士。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总是有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包含其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总是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而韦伯则直接把社会科学研究称为‘国家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曾在德国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在他看来，在“地球村”从概念越来越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因价值立场不同而导致的研究差别现象。“学术需要交流，在相互交流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观点、立场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才可能形成共识，而有了共识，才能逐渐消除误解和偏见”。

　　

　　诸如中国的环境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民族政策等等，由于中西方学者的视域不同、信息不对称，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完全不同。谈及中国问题研究以及海外的中国学，武心波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如果你听到别人家里有点动静，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好的办法是到别人家去看看——实地了解情况，而不是一个人想当然，“自说自话”。

　　

　　这种声音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2010年，浙江大学首次推出中国学硕士。该项目的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范捷平是国内较早提出在本土建立中国学的学者之一。范捷平有一个鲜明的观点：海外的中国学研究有一个基本问题，研究者的“身体没进来”。而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展研究，除了理论，还要求研究者用上自己眼睛、耳朵等各种器官，形成真实的感受。

　　

 

　　多所名校不动声色、扎堆布局

　　

 

　　在北大推出“燕京学堂”计划之前，不少国内高校近年来都在不动声色地“布局”中国学项目。去年，清华大学成立了苏世民书院，四川大学也建立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一个中国学中心。另一方面，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硕士项目，复旦大学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硕士项目、中国经济硕士项目，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国政治经济硕士项目等等，都和上外此次新推的中国学项目异曲同工。

　　

　　谈及中国学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是：这个长期处于西学语境下的学科，和传统的汉学、国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实际上，国外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已有相当的历史。比如，日本有上千年的“汉学”研究，在欧洲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曾专门提及，美国的所谓“中国学”，是冷战后才开创的“地域研究”的学科，这和源自欧洲的“汉学”传统不同，更和中国的传统“国学”不同。

　　

　　按照武心波的解释，简单说来，国学和汉学的研究对象均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即以中国古代典籍著作为主。国学的学术从业者基本是中国人，汉学的从业者是外国人。而中国学研究不同，主要研究中国的当代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社会、民族、宗教、教育等各个领域。

　　

　　浙江大学的中国学硕士项目2010年启动后，目前有在校生100人左右，另有70人已获得学位。论及这个项目给海外学生的收获，教员们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看得更为真切。不久前，有个入学的哈佛学生表示，希望研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位学生获得的治学建议是，要了解中国的房地产，不仅要懂经济，还要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比如，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为了结婚买房，为什么中国人买房子不仅是男人的事情，而且还是为人父母的事情等等。毋庸多言，不了解这些“国情”，对中国的房地产研究是不接地气的。

　　

 

　　“另起炉灶”到底有没有必要

　　

 

　　但在学界，关于“中国学”的学科设置，始终伴随着一定的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经济、历史、文化乃至各个理工科专业，完全可以在各自专业的学习中了解中国国情、浸润于中国的文化，没必要再新设一门所谓的“中国学”。

　　

　　“在美国的大学，研究中国殷商考古的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近代史问题的学者，往往归类在一个中国学研究中心，这是司空见惯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说，个中道理非常简单，对美国而言，中国学研究只是东亚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在中国经济崛起前，这个学科一度是很冷门的，研究人员很少。即便是今天，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挤在一个中心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因为那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由此谈及国内本土高校，他认为，去复制国外的大学、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学”，此举值得商榷。

　　

　　在复旦，白彤东负责一个面向留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中不乏牛津、哥伦比亚等名校的学生。“我跟外国学生讲，今后你们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只有一个希望，哪怕以后批评中国，也请批评得对一点。”

　　

　　另起炉灶的“中国学”虽然在高校激起一阵涟漪，但学者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培养海外的“中国通”，让“知华友华”人士承担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这对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维护中国的海外权益格外重要。

　　

 

　　北京大学推“燕京学堂”计划引学界激辩——高端学术平台，到底能建多高?

　　

 

　　本报记者 黄纯一

　　

　　“在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如果一个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学生申请了我们的‘中国学’项目，却发现这里的老师对国外研究很生疏甚至不了解，他很可能会产生轻慢之心。”部分学者之所以不看好本土高校的中国学项目，真正的担忧在于师资。

　　

　　今年5月5日，北京大学推出“燕京学堂”计划。据介绍，这个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将实行住宿式学院，开设的课程体系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等六个方面，以英文讲授为主。

　　

　　这一新推的硕士项目，很快引发一阵激辩。“燕京学堂”筹备组成员、纽约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张旭东介绍，“燕京学堂”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其目标在于“针对全球中国研究的挑战，建立起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与国外优良学术传统和教育训练体系相得益彰的学术建制，同时打破学科界限，从而给中国学、乃至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

　　

　　同为北大教员，该校英语系系主任高峰枫却持不同意见。他在公开撰文中指出，如何在学理上对“中国学”予以充分、严谨的论证，仍是一个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也是“燕京学堂”必须直面的问题。这样的一年制硕士项目，“有什么措施可以使它避免成为高端的游学活动和快餐式教育?”

　　

 

　　吸引海外精英学生就读，可能吗?

　　

 

　　包括北大“燕京学堂”计划在内，国内高校打着“国际化”旗号开办中国学项目的高校已有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国内高校的“中国学”走热，其背后的影响是来自于美国学。“在美国的不少大学，对美国的历史、思想、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美国学’已有数10年的历史，选修的学生大都来自国外。”对于选择“美国学”的外国学生而言，这门学科提供了一套较为周详的课程设置，能让他们充分地了解美国文化。在陆建德看来，“中国学”有参照“美国学”经验的必要，但不能仅仅是粗浅的语言教授，也不应当做成所谓的领袖速成班，而应当是一个囊括文学、历史、国际政治等等内容的学科平台，以供留学生在中国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某一方面的研究。

　　

　　要达到这样的初衷，师资和生源，无疑是目前国内“中国学”的两大问题——用什么样的师资，来吸引什么层次的外国学生?

　　

　　据悉，北大“燕京学堂”计划，首届学生将于2015年入校，其中包括65名海外学生、35名中国大陆学生，项目将提供所有学生的奖学金。

　　

　　陆建德坦率地说，如果国内高校要把中国学项目做成“体验式文化交流”，那是不可取的。“留学生们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在中国半上课半旅游，尝试一下新鲜文化再转回去，有什么意思?”

　　

　　“燕京学堂”筹备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参与项目的课程建构。在他看来，“燕京学堂”项目，要招的不仅是一些对中国有兴趣并有所了解的学生，并且应当是海外顶尖学府中最具学习能力和思维创造力的学生。

　　

　　从以往的办学经验来看，许多欧美高校的精英学生迄今还没有把中国作为首选留学地。因此，怎样吸引国外最好大学的学生，将是一项挑战。

　　

　　一种意见认为，在初创阶段，妥协不可避免。“比如，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把奖学金、住宿条件等作为吸引对方的条件。”陆建德说。陆扬同时表示，“燕京学堂”的学制是1年，也是出于类似考虑，“这既是基于北大目前条件允许的考量，也是北大与不少国外著名大学有实际国际教育经验的负责人商议后的结果。”

　　

 

　　学生不是“白板一块”，

　　

　　大学的内功备受考验

　　

 

　　即便有了理想的生源，有没有合适的师资给学生以学术上真正的滋养，则是另一个难题。

　　

　　“在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其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如果一个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美国学生申请了我们的‘中国学’项目，却发现这里的老师对国外研究很生疏甚至不了解，他很可能就会产生轻慢之心。”包括陆建德在内，不少学者之所以不看好本土高校开设的中国学，真正的担忧在于师资。

　　

　　根据官方消息，配合“燕京学堂”计划，北大将组建一支豪华的师资队伍，其中30人将从北大现有教师中聘任;此外，还将从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20人，并邀请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加盟。

　　

　　无论是北大还是其他高校，开设中国学项目，对师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具体来说，这支教学团队不仅要善于对中西方的学术情况进行比较、还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学术理路。正因为申请中国学项目的学生不是“白板一块”，有所期待，所以对授课老师来说也构成了艰巨的挑战。

　　

　　在陆建德看来，本土高校做“中国学”，最难的是充足学术储备。说白了，就是国内高校的学术内功练得如何。“不能让外国学生觉得，这个学位是随便拿的。”

　　

 

　　“中国学”之后，

　　

　　还需要更专业的学习

　　

 

　　谈及北大的“燕京学堂”计划，张旭东曾总结，和“中国学”学科相似的海外研究领域甚多，包括海外的中国研究传统、“汉学”传统以及“中国评论”传统。其中，和国内的“中国学”最接近的还是第一类。但在张旭东看来，这些传统都缺乏对中国的整体观察和研究，因此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文化、文明、经济与社会的全面了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朱晓阳长期接触海外中国学研究。他介绍，英文世界里的“中国学”是一种交叉学科，这个项目通常设在亚洲研究、东亚研究等院系下，属于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为例，该学科分属于东亚研究，双聘学者众多，包括历史、政治等系的学者，学生用一到二年完成硕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的中国学项目大多是过渡性的项目。斯坦福大学主持中国学的教授曾告诉朱晓阳，按照惯例，他们先把研究中国某一领域的学生录取到中国学项目中，毕业时，那些成绩最好的硕士将会进入特定的学科，例如法律系、社会学系继续读博士。因此，“中国学”等于是进入专业研究的一个入口。

　　

　　朱晓阳建议，在操作层面，国内高校开设的中国学项目，可以学习斯坦福模式，作为一个过渡性学位而存在。参加该项目的优秀毕业生，之后仍然应当进入普通的院系攻读特定专业的博士学位。

　　

　　不少学者提及，北大做“中国学”，不耍虚招、平实做学问应当是其底色。“就像美国学在美国大学里不会比其他学科显得更重要一样，中国学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不需要特殊的荣誉和权威。”陆建德说，“正因为还有很多地方要学，它应当尽量低调，而非高高捧起，做太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