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上海站，不少乘客提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 本报通讯员 陈骏摄

　　本月初铁路春运售票高峰时，支付宝发布的一份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通过数据采集样本分析发现，受近年来沿海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东中西部多个区域经济中心崛起等因素影响，新一代外出人群“就近务工”趋势已初步显现，在外工作、春节需要返乡的旅客，以离家200公里至800公里最为集中。

　　相关专家表示，尽管春运出现至今人口流动量持续呈现增加的态势，但随着产业转移、城镇化建设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预计“拐点”于下一个10年，即2020年至2030年出现。

　　人口流动的高峰即将过去

　　资料显示，春运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批四川民工外出形成民工潮。到1994年，春运总客流量为12.2亿人次，这一数字到2004年升至20亿人次;今年则预计达32.4亿人次。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才生在《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中指出，在春运中，最受关注的不是中短途公路运输，而是在总客流中占比很小，但在铁路运输中占比较大的农民工。

　　与之对应的，是在中国社会结构空间变化中，被关注的焦点不是已经获得城市成员身份和地位的群体，而是进城打工、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群体。

　　受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及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在地理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从乡村的原居住地到城市的工作地的往返式流动，和已经融入城市的新居民相比，春节回家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由于不能真正扎根城市，从某种程度上看，农民工每年春节返乡可以看作是一种“宣泄方式”。

　　他同时表示，在10年前，很多省市的外出务工人员也许根本没有就近务工的机会，但近年来，客观条件上，随着产业梯度转移的推进，部分地区已能够实现就近务工，而一些原来的劳务输出大省，现在也变得“舍不得”输出，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希望可以就地消化劳动力，为当地增加产出。

　　而据顾骏在沪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调研的结果，部分留守儿童出身的“农二代”，普遍不愿意让自己孩子继续当留守儿童，要么把孩子接到城市，要么干脆回家打工，间接推动了“反向过年”和“就近务工”趋势的出现。

　　此外，顾骏说，人口老龄化趋势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高峰即将过去，从2020年至2030年，随着50后、60后、70后人群进入退休年龄，目前开放单独二孩新增的人口在2030年前又都是消费人口，社会劳动力的主流将以80后独生子女群体为主，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春运客流总量也将随之下降。

　　城镇化有助解决春运难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则表示，就近务工意味着先前30多年的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已逐渐产生财富效应，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联动。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未来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时可能面临更高的商务成本，西部地区的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则可能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受益，此消彼长间，有助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李志青看来，解决春运难题的根本出路，绝非盲目投放运力，而是要设法减少短期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消除各种“半城镇化”现象。

　　去年底，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有分析人士指出，城镇化不是城市化，并非让众多农民涌入城市，而是通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兴建城镇、安置农民，通过公共服务的完善消除城乡二元差异，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这隐含两个命题：其一，让留守的农民离开乡村，搬进城镇;其二，让务工的农民退出城市，在城镇就业。城镇化能使春运大潮消退，还可化解“空心村”和“大城市病”等难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文汇报记者 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