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著名历史学家。作为一个一心向学的独立学者，茅先生无所依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史学，年近九旬，仍笔耕不辍。2012年他出版了《桑榆读书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集中了他对大历史的思考，反映了他的历史观。作为晚辈，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些许体会，向茅先生致敬。

　　智者的历史观

　　任何史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作为一个独立治学、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学者，茅家琦也有自己的历史观。他一生的治学，充满了对人道的关怀和理性的探求。茅先生的这本笔记总结了他近60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经历，从人生论和认识论角度诠释了他的历史观——人道和理性。全书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茅先生重视弘扬人文精神，在书中将人文精神概括为两个方面：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书中，人文精神、人道精神是一个概念，所以他没有进行严格区隔。

　　茅先生分析了人文精神和反人文精神对人的自身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客观的态度。

　　基于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茅先生提出“通过教育——合于理性的、人道的、科学的教育”来弘扬人文精神。

　　茅先生在强调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也重视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理性是一种穷根究底的、不受任何权威和各种功利限制的独立研究精神”。他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西方富强国家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文艺复兴，弘扬了理性精神;中国晚清以降落后症结在于观念落后。茅先生通过丰富的历史实例，得出了“正确的认识导致成功的社会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失败的社会实践”的结论。

　　如何获取理性知识呢?茅先生认为，“理性的知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取得的，也就是说：理性知识需要启蒙。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理解力去一步一步地认识事物，不轻信别人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受各种迷信、权力、功利的控制。”他呼吁：“中国的崛起呼唤进一步的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理性弘扬，观念更新。”这些看法，体现了一个历史智者的睿智，也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以人道和理性为指导治史

　　茅先生不仅提倡人道和理性，告诉治史者如何掌握人道和理性，而且以人道和理性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得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

　　站在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立场，茅先生专门对“忠王不忠”论这个曾经影响很大、很权威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对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的晚节作出了全新的评价。茅先生认为：“忠王不忠”论，在理论上和思辨方法上都是肤浅的。从理论上看，对“忠”的概念并没有弄清楚;从思辨方法上看，没有具体分析李秀成的行动和思想的实质。茅先生对“忠王不忠”论的全新解释，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论认识，虽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也是一家之言，让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茅先生在以人文精神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时，他也重视以理性为指导，研究历史，得出了不少新论。

　　他在书中几乎每一篇笔记中都重视挖掘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理念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先进思想的作用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

　　茅先生以理性为指导研究历史，不仅表现在对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而且还表现在实事求是地、理性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不趋时，不随波逐流，该肯定的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求实精神。全书这方面例子比比皆是。

　　最能反映茅先生坚持理性精神的是他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最近一些年来，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几乎成为学界的时髦。一生研究太平天国的茅先生却不像有些学者迎合这种时论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坚持理性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他认为需要放开学术视野来观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提出：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没有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的中华民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