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新城新区规范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大规模、高速度、集中化的城市化特点,必然要以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为载体,对新城新区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规划和建设出一批高质量、精明增长和智慧化的新城新区。针对当下的问题,提出建议如下:
首先,在科学理论研究和全部真实数据的基础上,研制和发布权威性的《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其重点包括:一是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城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为客观评价新城新区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标准;二是建立健全《中国新城新区数据库》,为总体把握新城新区提供全面和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三是在第一手数据和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新城新区的实际建设情况和问题进行科学评估和分析,形成全面、客观、理性的《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为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为媒体和大众提供可征信的信息服务。
其次,在应用研究和规范管理的层面上,研究和出台专家版《中国新城新区规范管理办法》,为国家规范新城新区及地方政府实际操作提供参照。其重点包括:一是针对我国城市层级复杂、区域差别大的现状,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相关城镇化规划,按照建设、限制建设和不建设的基本原则,形成《新城新区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宏观指导和约束我国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二是对已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及其具体问题开展大规模调研,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规范治理要求,结合我国新城新区在类型、模式和阶段性的差异,出台《新城新区建设与规范详规》,改变笼统和粗放式的审批与管理模式,实现“对症下药”和“分类发展”。三是制定《新城新区治理和规范办法》,从具体的新城新区或新城新区的具体问题入手,出台有明确指向性和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政策,该撤并的撤并,该规划的规划,不断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推进我国新城新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再次,以开展城市理论教育启蒙和科学知识普及为中心,改造目前全民性过于急躁和偏激的城市化态度和言行,使新城新区在获得更多现实资源的同时,也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舆论环境。其重点是要清理“理论上的逆城市化”和“新闻报道的后现代化”。前者总是习惯于为城市发展的矛盾和困境找一个承担一切责任的“替罪羊”,但实际上,比质疑和否定更重要的是探索正确的理论体系与指导方针、具体的建设性方案和战略模式。后者严重扰乱了人们对新城新区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判断。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需要整个民族学习和了解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培育应有的正确观念和价值态度,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和把握未来的机遇。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城市化基本国情,新城新区发展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进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会超过西方和拉美,对此我们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对其发展进程的艰难不易做到“知人论世”,宽容探索中的失败并承担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储备和蓄积了足够的物质条件与经验智慧,有能力解决我国城市化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的话 媒体失态
马航班机失联,世界关注。但一些媒体的表现却不敢恭维:信息翻来覆去,不断自相矛盾与自我否定;同时,各种离奇传言甚嚣尘上,不仅社交媒体和非知名媒体,国际知名媒体也厕身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状态?
不妨先从新闻采访的角度解读。如果把新闻采访比喻为一条生产线,那么离不开媒体、记者、新闻素材和采访对象这四道工序,但在马航班机失联事件中,却存在前后工序脱节的现象:大量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而确凿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媒体只能将重心集中在采访对象中,但由于事件当事人缺失,旁观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立场出发,给出了许多大相径庭的答复。面对许多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说法,一些媒体不加核实、有闻必录,将原本复杂的事态搅得更加模糊。
如果说专业媒体失态的根源是信息供求的不对等,那么自媒体的兴起则加剧了这种失态的病征。微博、微信的广泛运用,让受众摇身一变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但这好似用一面破碎的镜子来映照事务,所有单块镜子的成像并不能拼贴、还原出事件的真相,反倒形成千人千面、众说纷纭的镜像。它们与专业媒体之间相互影响,让本已纷繁复杂的事态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我们相信,对绝大部分人而言,新闻的意义在于了解事实真相。因此,无论媒体,还是个人,博眼球、拼点击、求关注,或许能在短时间内炫目一时,但终难免如流星般陨落凋零。多些理性分析,少些主观臆测;多些真相探索,少些催泪煽情;多些科学常识,少些怪力乱神。只有涉事各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谣言,并探寻真相。
声音
@如果把乌克兰视作东西对抗的一部分,就会毁掉在今后数十年里把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与欧洲)纳入国际合作体系的希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如果乌克兰要继续存在并蓬勃发展,就绝对不能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前哨,而应当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
@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就像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一样,全球都需要。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回答“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设定GDP增长率目标值”时如是说。他表示,“中国经济太重要了,不仅我们自己需要,全球也需要这个增长目标值。”
@在西方国家,“羊吃人”的一幕有可能会重演。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劳拉·安德里·提尔逊警告说,随着科技取代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日趋智能的机器人和更加紧密的全球互联很可能导致负面的劳动市场趋势以及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均。
@金融创新大部分无非是更好地蒙骗他人、操纵市场而不被抓住(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抓住)以及利用市场权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日前撰文批评“以硅谷为象征的创新”,他认为,很难看出这类创新对GDP统计数据的贡献,这类“创新”不仅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银行家除外),最终还导致人们陷入至今难以摆脱的危机。
文/刘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