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特斯拉

　　八年前，笔者刚进报社时，首次“单飞”，就是去采访“中国大学生汽车创意设计大赛”。还记得，彼时的工科才子曾描绘过未来十年汽车的发展走向——

　　“汽车将不仅能在地面行驶，也能在天上飞、水中游，甚至可以在水中潜行，应对岛屿等各种险恶地形。”

　　“汽车将采用仿生造型，具有鸟的灵活和昆虫的轻巧，根据不同路面情况自由组合。”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近10年过去，汽车的发展并没有像同学们设想的那么超前。但是，特斯拉的出现，让世界管窥出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百公里加速只需4秒，13000最高转速、续航能力超过500公里、40分钟即可充满电。许多人对其给予厚望，称其为汽车中的“苹果”。

　　的确，与日新月异的电子行业相比，汽车的进化似乎过于缓慢。这种被李书福称作“四个轮子加两排沙发”的交通工具，至今仍沿袭着发明者卡尔·本茨原创的技术特征：火花点火、水冷循环、钢管车架、弹簧悬架、制动手把等等，就连动力来源也和百年前一样依靠汽油机。

　　特斯拉的出现，不仅用电力取代了汽油，而且让汽车不再成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按照创始人艾隆·马斯克的话说，它将不仅是一辆汽车，而是一个可以联网的智能终端，从照片看，车辆的中控不再是各种指针和仪表，而更像一个放大版的iPad，该车行驶中的所有功能调节都将在触摸屏上完成。

　　特斯拉的出现，最紧张的想必是传统汽车厂商。对于企业而言，能不能跟上技术发展趋势，赶上时代潮流，往往将决定其存亡。当年的王安，今天的诺基亚，都曾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而对于特斯拉而言，第一个吃螃蟹究竟是尝到膏黄的美味，还是被蟹钳咬到的痛楚，取决于是否跟上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诚哉斯言。

　　声音

　　@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师资达85%，而内地大学的外教不到1%。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中国高校存在缺乏国际化师资，人才流动壁垒严重的问题。

　　@人民币要想真正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改革过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日前撰文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的决定取决于国内相应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权在国外，但功课要做在国内。

　　@脆弱五国(FragileFive)目前占到全球经济7%的份额。

　　——摩根士丹利策略师洛德创造出的名词，指代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和南非五个国家。这些国家此前都有醒目的经济表现，但随着这些国家的劳动成本增长，国外向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一直在减少，出口和经济增长都有所减缓。

　　@数学差的原因可能在基因。

　　——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佩特里尔通过研究发现，为何有些人更有可能害怕数学，不仅因为负面经历，也因为与普遍焦虑及数学技能有关的基因风险。

　　@科技想要的就是生活想要的：增进效率、增加机会、增添新事物、增强复杂性、增进多元化、增强专业度、增进普遍化、增强自由度、增强协作、增添美丽、增强感官能力、增强条理性、增强人的进步能力。

　　——摘自《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凯文·凯利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

　　■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因为热衷于去投资，对怎么样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就不重视了。

　　■制度创新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对我们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展望中国经济发展，我从长远一点的角度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最近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2002至2012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最近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地保持在7%至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2023年，我们的增速可能在7%左右，整个增速在7%至8%之间。

　　从当前看，我们十年内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环境是这十年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环境。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超过了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性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渡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上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生在《寂静的春天》书中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此后不断地有这种报告发表，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

　　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但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形势仍很严峻。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换言之要保证7%的经济增速，就需要4.9%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地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尾气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可以限制，但是总量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50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产者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污染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