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步入天命之年的读者，与同时代诸君一样，涉猎过不少上世纪80年代出版发行的国内外文学作品。现在重忆那段阅读岁月，依然感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令我不忘，因此对翻译家傅雷充满怀念，对傅雷自绝，倍感叹惋和敬仰，那时读到施蛰存先生的《纪念傅雷》，至今犹记：“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去松江短暂工作，始知松江人才辈出，施蛰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开始更多地翻看他的书。时值今日，施先生的书已成了我的“枕边书”。

　　不久前，读到沈建中先生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其篇幅之大，内容之具体，可谓“纵说百年事，而由今日始”，让我肃然起敬。

　　史料的翔实与丰富是编年体著作必需具备的特征。这部书不仅拥有这一特征，而且其中的史料被置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精神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判断、取舍和把握，作者不断发掘施先生世纪人生的生命内容，详尽地记录了施先生这位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生命与学术轨迹;又通过其个人生活画面，使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过去时代的风风雨雨，并折射出了社会生活、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施先生历经20世纪，所处的每个时期当然都给他留下了历史印记。书中详细记叙了鲁迅先生与施先生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特别是为客观展现两人的不同见解，连续摘录当年《申报》等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直到1935年的一系列论争余波。作者在梳理资料上下足工夫，采录时互证厘清，尤为体现其学术功力。像这样的是非之辩，想必读者各有见教。今天捧读这本“编年事录”的读者，对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实完全了解的并不多。书中引录施先生的话：“卅年代，鲁迅还不是圣人，还是凡人，我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去碰他，郭沫若、茅盾、钱杏邨都碰过他的，他们也并没有多大勇气。”当我们静下心来读完本书，是能弥补一点类似背景的。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其他一些内容。1941年重庆《中苏文化》刊登郭沫若《庄子与鲁迅》。1943年重庆《抗战文艺》刊登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往年曾经闹过读《庄子》与《文选》的问题，经过鲁迅的指责，在近人的论调中还时时发现其微波。”1973年报上的批判文章《居心叵测的“织成”说——批判林彪所谓文章是词汇“织成”的谬论》：“鲁迅的批判狠狠地打击了‘穿洋服’、‘做新诗’、‘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的施蛰存之流，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揭露了他们妄图欺骗青年的险恶用心。”1976年《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刊登《一场反翻案反倒退的斗争——鲁迅与施蛰存的论战》。这些材料的辑录反映这场论争对施先生此后的生活产生了绵延几十年之影响。这也是本书的魅力所在：既是一部研究施先生的工具书，又可以当作一部施蛰存“传记”来阅读。

　　这部书采用了“年谱”行文格式，注重“事录”，言之有据。作者在写作中特别注重在历史大背景中提炼事实细节。1977年9月施先生致郭豫适函：“关于‘国防文学’的问题，对现在的论点，我也认为与当时文学青年的认识很不同。当时大多数人是赞成‘国防文学’的，意义明显，突出反帝反侵略。胡风、鲁迅提的口号，也不能说是反动的。毛主席在1937年就说过：‘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又说：‘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适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这样看来，‘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并不错，为什么现在批判‘国防文学’的人偏偏不理会毛主席这一教导呢?这是我个人心中纳闷的问题，顺便和你谈谈。这是私信，请不要作为依据，也不要引用入任何文件。”寥寥数语，施先生的处世风格一目了然。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都不可能忘记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能领会施先生所言之谨慎。

　　作者并非将已有资料进行简单堆砌，而是嵌入类似现代传记式的方法，此为一大特色。如1933年施先生复戴望舒信中可看到戴氏留学时在经济上的困顿;抗战时吕叔湘、沈从文等手札，皆能从侧面了解种种情况。诸如此类丰富的史料，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书中另有一处写道赵家璧题赠新作《回顾与展望》，由其女儿托人带送至先生寓所，几日后，先生收到陈伯良由海宁寄赠贺年卡，即回赠自制《探春令》贺年柬和“施蛰存藏书票”(图案为美国洛·康特木刻)并函：“承惠年柬，甚工致，初以为印泥特佳，用放大镜审视，始知皆出于钩描，恐此柬费三小时功夫?用《探春令》作贺年柬，我是始作俑者，今寄一纸，用旧柬贺新年，勿怪!”从中能见施先生晚年日常生活。上述两段记叙后，第一段注解：“据市肆影件，内容不详，记此待考。”第二段为：“据市肆影件。”此类注释在整部书中有多处，使我们得知作者为了获得丰富的素材，还深入市肆，探寻一些被常人忽视的资料。

　　作者在“代跋”中披露他曾访问施先生，直接搜集第一手资料，所获成果在书中体现不少，为读者呈现更多已埋没在岁月中的真凭实据。如引用施先生自述：“我是吴兴施氏，随司马氏东渡定籍吴兴，以前为鲁国施氏，即孔子之母也。”

　　对一位百岁老人(施蛰存先生卒于99岁)来说，用“编年事录”记其一生，此规模也可谓之“不大”。然而，施先生历经清、民国、新中国时代，所经风雨和坎坷无数，由于战乱与各种变迁，相关资料四散。作者能从容耕耘16载，将散落各处的史料一一归集、整理和编撰，工程之浩大、繁琐和艰巨，着实令人惊讶。

　　自上世纪80年代始，对施蛰存的生平和著述的研究逐渐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如今沈建中先生的这部研究著作，学术视野开阔，内容翔实丰富，史料取舍严谨，并能对有关出版物的疑误之处考证核实，我相信，这部书不仅可为学界提供施蛰存研究的完备资料，亦可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拓宽门径。诚如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在该书序言中称赞：“此书不仅对施蛰存研究有极大的贡献，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功不可灭。”

　　现在作者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他目前的研究成果。我认为，随着对施先生研究的逐步深入，还将有更多精彩史料被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中的有些内容，还有待包括作者在内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不断发掘、考证和研究。

　　孙康宜教授在是书序言里写道：“这是一部以编年形式撰成的翔实的‘传记’，也是供给二十世纪‘文化记忆的宝贵资料库’。”作者自认为：“这部书也是我的一个学历。”以16年时间炼就一部125万字的著作，这在“有学历”的人中，也可说“凤毛麟角”了吧。

　　文衣寅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