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大学从其创立之初就开始深刻地介入学术建构和国家建设之中。中国大学制度的形成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与西方国家极为不同的历史情境和路径。中国大学始终与国家(含中央与地方)处于一种胶着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在晚近几部中国大学史的著作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许小青教授的《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一书颇值得关注。许著尝试将问题和史料紧扣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不是单一的“校史”，而是透过对特定一所大学的个案梳理，来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多重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诠释框架。拜读之后，不揣简陋，谈一些观感。

　　国家、政党与大学

　　中央大学前身为1915年创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1921年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4月，东南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改造。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8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江苏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至1949年8月由中共南京市军管会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迳称“南京大学”。

　　许著的叙述起点是1919年江苏教育会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方谋求在该校的基础上筹建一个新的国立大学，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创办。许著结合五四运动后南北学术文化的新旧转化实态和“东南社会”的权力结构，对东南大学筹设的来龙去脉进行详尽考察。当时，东南大学所在的江苏省由相对于北京政府独立的直系军阀控制，当时省内教育权掌握在省教育会手中，而且教育会在省内的政治事务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下，号称国立的东南大学实际上是一种“依托地方”的办学模式。即校内有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以校长郭秉文和教育会领袖组成的“校董会”控制校务，并非“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故在此中情势中，北京政府、教育部、江苏军阀、江苏省教育会和东南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平衡。但革命政党的力量开始在校内和东南社会兴起之后，撬动了既有的政治架构。

　　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革命党势力开始加强在上海和东南地区的活动，他们和江苏教育会争夺学生和学校控制权，斗争越来越激烈。国共两党攻击教育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沈恩孚和袁希涛等人为“东南学阀”，勾结帝国主义、买办和军阀势力，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其中，东南大学是国共两党与教育会争夺权势的重要场域。而1925年东大发生的“易长风潮”(校长郭秉文被免职、驱逐胡敦复事件)则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

　　正如许著所论，1925年的易长风潮只是东南大学卷入政治和政党斗争的开始。1927年北伐成功后，东南大学被国民党改组成为中央大学之后，该校受到的政治影响更为深刻，国民党的控制力度大大加强。关于1927年之后中央大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是该书的着力点。

　　学界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即中央大学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党化”大学。但实际情况并非能以此简单概括。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也试图在南京建立其学术中心，中央大学便是这一政治雄心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其历史中深深烙上政治的色彩。但这一历史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与当时南京政治派系斗争一样的曲折”。从宽泛意义而言，近代中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议题。许著对此问题的叙述集中在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政治的发展脉络中，其中一个切入点是中央大学校长的更替问题。

　　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大学校长(尤其是国立大学)的人选从来不是纯粹的“教育”或“学术”问题，其中牵扯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派系政治又与北洋时期延续的教育界分际格局纠结，情形更为复杂。校长一职特别重要。具体到中央大学，1932年9月罗家伦掌校前以及1941年罗辞职后，该校几乎年年出现校长危机。从首任校长张乃燕直至末代校长周鸿经，中央大学校长人选的择取都深深地烙上了政治印记。但校长任免又不独取决于党国高层和教育行政当局，校内的政治生态有时也会起到或抑或扬的作用。因此，由中央大学校长人选或易长危机折射出的政治与大学的关系，并非单向度，更多的时候是内外双向牵引造成的。从作者揭示的历次校长更迭之际或校长辞职危机时校内爆发的学潮，就可以清晰的发现校内学术派系、学生政治与党国政治的合力作用。或可言，大学内部也是一个“政治权力场”，有时“学术”一方也会对政治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援引。

　　由此或能引发一些思考。不仅中央大学校长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角色，二者之间充满着张力，而且许多教授(兼职教授)的身份或角色也是双重性的，已是“政教合一”或以政治和学术为其共同的志业，这部分人的立场和言说亦应关注。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学校始终受到不同性质和形式的政治影响，但本身又一直有对“独立性”坚守和追求。不过，这种独立性并不简单等同于“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或者说，相对的“自由”或“自治”并非缘于学术对政治的拒斥，而在于大学内部权力体系的固有逻辑。

　　大学“国立化”与民国政治

　　《政局与学府》一书开宗明义，指出选题的重要缘由：“国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最为紧密，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程度和深度相对也高得多”，所以选取一所国立大学来探讨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更能说明“现代大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基本难题，诸如中央与地方、学术与政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全书五章，第一章讨论东南大学如何取得“国立”名号;第二至五章则是中央大学如何真正落实“国立”，以及“国立化”、“党化”和“中央化”三者间之纠结。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该校即享“国立”之名，不存在“国立化”的制度过程，但“国立”的实际意涵却并非是“定量”。在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民国政治变迁的大背景。

　　“国立”制度，自古无之。传统中国的教育机构，只有“官学”和“私学”之分。盖国立学校的建制，与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中央/地方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有密切关系。而且，国立学校不仅是国家(中央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参照标准，亦关乎“国家统一”的政治象征。按北京政府的规定，“凡学校由中央行政机关设立者，为国立”(《教育部公布全国各省学务统计表(1915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国立学校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财政直接划拨，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据作者考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国立大学的动议，虽然最初北方新文化派为谋求主导权而有所计划，但最后促成的是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和东南士绅(江苏教育会)，并非“中央”意志的体现。而且从国立东南大学始终也没有得到过北京政府的“国款”，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江苏省教育经费，所以是个“名不符实”的国立大学。这个时期的“国立”主要体现在该校教育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程度，而非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关联度。在相对独立的东南社会成立一所国立大学，东大本身就是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政治缩影。

　　1927年东南大学被国民党改组成为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国立”的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作者认为：“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历史也是观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一个窗口，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重建强势国家的一种努力。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过程，实质就是从地方大学到首都大学的过程”;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大学经费来源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缺乏发展动力，确立“首都最高学府”地位破费周折。这一观察，颇有见地。

　　许著第二章以大学区试验为中心，从经费和人事两方面讨论中央大学建校初期面临的困境，其中经费问题深刻揭示出当时中央大学在中央与地方夹缝中的“国立”地位的尴尬，论述十分精彩。东大被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后，随之而来的是主导国民政府教育行政的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推行的“大学区制”，就江苏省而言，即全省为一“大学区”，由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主持全省教育行政，大学即是全省最高学府，又是全省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加之此时南京政府财政乏力，中央大学虽沿袭东南大学旧例，与江苏省立学校共同从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支取经费，“同在一个锅里吃饭”。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新划分导致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再无“国款”的名目，在普遍的“国款办国学”呼声中显得很不合理。由于本省教育经费亦不充足，因而江苏地方教育界(中小学)强烈反对中央大学从省财政支取经费。作者认为，大学区体制内经费争执，“充分表明此时国民政府财政力量的虚弱，将首都大学的建设资金来源转嫁给江苏地方政府”，是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而且该校成为“中央与地方冲突的较量场”。

　　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基本解决，是由于国家教育财政预算的确立和中央财政完全担负其经费。与此同时，“国立化”的实际含义也更朝“中央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央大学落实“国立”，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特别是蔡元培等“四老”逐渐退出中央教育行政核心层之后，党国意志更能在教育界贯彻始终，朱家骅和罗家伦等新进人物出掌中央大学启动了该校与“中央”对接的进程。许著认为在“中央化”的过程中，校长如何维持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朱家骅和罗家伦一成一败，就是最好的体现。

　　作者提到，首都的国立大学“与政治关系最为紧密，对学校学风及学生的志向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如学生毕业后，均向往政治，绝大多数期冀在政治上发展”。从社会舆论看，国立大学因为“国立”的性质，而被视为“国家”的某种代表，不能完全应“社会”要求而存。(罗志田：《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更紧要的是，中央大学享“中央”之名，更有理由代表国家(中央)或被国家(中央)代表。但无论“代表”还是“被代表”，校方和师生并非总出于被动，有时争取“中央”这一政治符号的愿望十分强烈，“中央”的名号及其背后的实利颇具吸引力。从党国层面来讲，政治权力对教育文化的渗透逐步加强。不过，“学术”一方的话语权应全面考量，而不是仅停留在知识界和大学如何拒斥政治力量。至少可以说，中央大学的师生们普遍希望能够同时拥有政治象征上的“中央化”和实际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从而达到“最高学府”名实双收之效。

　　文/蒋宝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