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莫非

　　

　　汉学在欧洲一开始并非独立学科，需要借用其他专业的学习方法，其研究成果也常常停留于纸面。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欧洲国家对汉学的态度开始改观，一些汉学家开始受聘于外交部等政府机构，汉学在欧洲的影响渐渐走下纸面。

　　

　　

　　

　　欧洲对汉学的态度在改变

　　

　　文汇报：为什么儒学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学早期在欧洲传播为什么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巴得胜：欧洲汉学发展的早期，儒学与中国关系紧密，甚至到了“言中国必称儒家”的程度，有一些没去过中国的欧洲人描写中国，内容都来自于儒学方面的文献，因为当时儒家思想在中国非常盛行。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印象中，中国就是个儒家国家，儒家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文献便是儒家经典《四书》，最早被翻成欧洲语言的历史书是《通鉴纲目》，由朱熹及其弟子编撰，其中的儒家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欧洲汉学家。

　　

　　欧洲最早看中国是通过耶稣会和一些传教士。《四书》翻译者就是耶稣会，使用的语言也是耶稣会的官方语言拉丁文，由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不一致，翻译《四书》等中国经典需要发明一些技术语言，这些语言明显受到当时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有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词汇受到天主教影响，正如佛教传入中国时，梵文翻译成中国古汉语，有道教、儒家的影子。

　　

　　文汇报：能否介绍汉学目前在欧洲的发展状况?

　　

　　巴得胜：随着中国的地位逐渐升高，欧洲对汉学的态度也在改变。汉学从一个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附属学科发展成为独立学科。

　　

　　欧洲汉学家的工作范畴也在进一步拓展：此前，欧洲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几乎不出校园，科研成果对社会影响不大。但是现在有许多汉学家开始为政府工作，为外交政策的发布和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比如比利时外交部就聘用了欧洲汉学家，而汉学家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也经常会影响到学校的研究。总而言之，欧洲汉学正从纸上走到纸下，变得更加实用。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一些原本只专注于研究的汉学家也开始重视汉学的民间推广。

　　

　　欧洲汉学家之间的合作开始增多。许多汉学家开始围绕一个主题共同编撰出版书籍，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专著颇丰。因为有了更专业性的研究，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改变，更多的欧洲汉学家开始与其他专业合作。

　　

　　文汇报：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研究方式、研究的侧重点上有何不同?

　　

　　巴得胜：两者的研究大同小异，区别在于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因此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从同一部文献中了解的知识也不尽相同，欧洲汉学家想了解中国某一段时间内的某个情况及时代看法;而从小就浸染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的中国学者可以联系一些当时的背景，从文献中看到欧洲汉学家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欧洲汉学家，我们研究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会自然而然地与同时期的欧洲做对比，中国学者更擅长历史时期的纵向对比，两方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因此欧洲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这方便双方对研究领域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儒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

　　

　　

　　

　　文汇报：您现在正在编著《当代新儒家》一书，当代新儒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有何区别?您认为，当代新儒家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什么影响?在西方，能否感觉到当代新儒学的影响?

　　

　　巴得胜：从汉代起，儒家思想就开始融入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清末是中国的内忧外患时期，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呼吁重新看古代的儒学文献，从中获取救中国的方法。从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此建议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每次出现一个统一王朝，儒家思想在当时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只不过每个时期，儒家的特点、内涵并不完全一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慢慢发展成强国，这是100多年前康梁等人渴望实现的时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儒家在今天的中国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

　　

　　部分研究当代新儒家的哲学家从今天的中国重新看到了“天下”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汉代受到推崇，他们认为“天下”会是未来世界的一种模式，这其实是“中国模式”与当代新儒家的一种混合现象。再比如，和谐社会中的“和谐”是一个儒家概念，但是内容与孔子时期不完全一致;“小康”，也是汉代已有的儒家概念，现在增添了新的内容。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强力的国家总会伴有儒家的观点看法。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的影响可能有，但是目前这个影响还不能评估。中国的经济地位很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影响到了欧洲、美洲、非洲，影响明显，但还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还比较小。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他国的影响，比如中国的道学家会受到来自中亚的佛教影响。但影响的结果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欧洲的政经哲学，但各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制度并不一样，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使用同一个理论要看具体国家情况，“中国模式”可能对他国有影响，但目前还没表现出来。

　　

　　儒学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智慧

　　

　　文汇报：中国文化一向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马克斯·韦伯将儒学称作“儒教”，请问您认为，儒学在中国是否具有宗教意义?

　　

　　巴得胜：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两者目的不一样。

　　

　　宗教有个共同特点，人的最终目的在世界外，比如佛教徒出家，目的是离开世界;天主教信徒希望死后与耶稣同在。而孔子的理论体系对“生”非常尊敬，认为人的最终所求在世上，而非世外，所以不能说儒学是宗教。

　　

　　文汇报：作为一门外来宗教，佛教能在中国迅速扎根、发展，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巴得胜：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发展与儒家有关。儒家是统治者用来管理社会的一种智慧，不是宗教，而在当时的中国，部分人有信教的需求，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教徒。

　　

　　佛教一开始并非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有的分支变成跟宗教相类似的信仰，这种发展过程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类似，两者在有些概念上相通。

　　

　　再者，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发展的时间很长。

　　

　　文汇报：从汤若望、罗耀拉、利玛窦以来，西方天主教逐渐进入中国，但却似乎一直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成为传统中国思想界主流，其中原因何在?

　　

　　巴得胜：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天主教只信一个神，一个神创造了世界的观点与中国的传统观念不一样。中国的传统信仰跟儒家有关，比如人们会供奉父母祖先，但父母祖先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神;又如道教、佛教，佛教中有佛和各种各样的菩萨，道教中除了老子，也有其他神。

　　

　　此外，天主教的管理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制度很不一致，在天主教的管理制度内，皇帝与教皇之间会有讨论，这不大可能会发生在中国。

　　

　　文汇报：您曾多次关注宗教中的时间这一概念，请问在中西话语体系中，时间的定义和地位有何不同?

　　

　　巴得胜：在天主教的概念里，生活的目的在社会之外，这影响到了当时人们对时间的看法，认为时间是有限的。在天主教徒看来，人类生活是悲剧的，死后达到与耶稣同在的目的后，就不再需要时间。

　　

　　15世纪是欧洲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那个时代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是开始重视人类、重视科学，这种进步思潮与中世纪天主教的观点相左，其间蕴含的时间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时间是无限的。受这一想法影响的人们，对时间的看法态度是乐观的，认为人类是重要的，都有将来，将来会比现在好，今天，这种时间观念仍有影响。

　　

　　参照中国儒家、道教对时间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时间是一个不断轮回更新的概念，比如我们会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书上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开始、高潮、低潮，此外，佛教也会有复生的概念。不过，现在的中国对时间的看法更为科学、乐观。

　　

　　现在的中国有三个时代的印记

　　

　　文汇报：西方国家盛行民族国家理论，与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是有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不能套用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而是“文明型国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巴得胜：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一直持续到清末，也有人认为是清初。中国在清代是个区域范围比较广的多民族国家，清王朝用儒家中的“德”这个概念来管理国家，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当时的中国依旧是儒家文明型国家。

　　

　　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欧洲现象，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完成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这一时期，欧洲强国也陆续进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效仿西方把封建帝制国家变成民族国家，可以复兴中国。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文明型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时代，这种观点将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完全区分开来。

　　

　　但也有人认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沿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历程发展起来，民族国家与文明型国家不能完全分开，比方说，中国历史上有“统一国家”的概念，即“天下”，中国当前依然保留“统一”概念，可以说永远的“天下”概念还在，这其中的“天下”是个文明概念，而非民族国家概念。从目前来看，中国是个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因为沿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明概念，所以还是个文明型国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个过去的政治概念，今天的欧洲已建立欧盟，相对民族国家来说，欧盟是一个现代概念，这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国家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没有完全独存于世的国家，所有国家都属于一个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含有各国独立的含义，但反观今天，一个国家的发展肯定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所谓的“独立”很难界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其实有文明型国家、民族国家、世界型的地区三个时代的印记。

　　

　　只要有联系，就可以互相促进发展

　　

　　文汇报：2004年，学界曾有人将中国的发展制度称作“北京共识”，以区别于美国的“华盛顿共识”，请问您如何看待“北京共识”?

　　

　　巴得胜：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对欧洲慢慢产生影响。对于这种影响，西方学者褒贬不一，比较乐观的看法是欧洲国家应继续发展经济，与中国有商贸往来对欧洲经济有促进作用，毕竟落后国家比发展的国家更具有危险，会产生移民、战争等问题。

　　

　　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开始用一些名称来标识一些政经领域内的现象，比如“全球化”，而对中国发展的看法缺乏一个对应的名称，因此学者们仿照“华盛顿共识”，创立了一个“北京共识”来统称这种非欧美式的发展方式，之后“北京共识”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尤其在欧美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经济问题越来越多，中国的发展反而越来越好，不少中国企业还把并购事业发展到了欧洲，非洲拉美国家因为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需要，更加偏好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欧美国家的影响力。

　　

　　“北京共识”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在慢慢改变，比如，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在带来社会进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副作用，所以提出要按照科学方式发展中国，比如，今天我们会看到，人们更多采用居民自治的方式来解决区域范围内的问题，这是在过去没有的。

　　

　　在发展中，因为历史文明不一样，中国不需要变成欧洲，欧洲也不需要变成中国，但只要有联系，就可以互相促进发展。

　　

　　文汇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各种议论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国道路”的赞扬声，也有一轮又一轮驱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您对此有何想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突发事件报道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有欠公正，您对中国信息在西方的传播有何建议?

　　

　　巴得胜：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的人觉得中国的发展带来危险，也有的人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对于中国的发展，欧洲有很多声音，有人建议追踪中国的发展方式，也有的人认为应更加尊重本土文化，这种态度的分歧在中国本土也存在。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存在危险，因为当今形势下，一个国家不会独立发展，它的发展需要与其他国家联动，我常跟我的学生说，世界将来会是“中国化”的，但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应该尊敬别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特点;应该承认每一个合作不可避免受到他国文化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合作都会改变自己，僵硬地、死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共同的和平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西方出现对中国的不公正报道，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上有差异。现在很多西方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学习一个学期的汉语就开始解读中国的报告，但会看报告与理解明白报告是两回事，理解中国的一些现象除了懂语言，还要对中国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文汇报：您所说的“世界将来会是'中国化'的，但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化'的”该如何解读?

　　

　　巴得胜：这句话的核心是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会越来越多。

　　

　　今天，国家跟国家的来往愈加密切，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彼此影响。比方说，欧洲人会购买中国公司制造的商品，看中国电影等等。他们会受到中国的影响，会对中国产生兴趣，他们中的部分年轻人会去中国留学，来自中国的一些理念也会慢慢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欧洲被“中国化”了。

　　

　　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来往也影响到中国。比方说中国人在欧洲留学，了解欧洲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会被他们带回中国，影响着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有许多具体表现，比如，北京的多个现代化大厦都是由欧洲人设计……再比如，马克思是欧洲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在欧洲形成，而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现方法，这也是中国发展“欧洲化”的一种诠释。

　　

　　我相信，将来中国与欧洲之间会有更多的互相影响，因为我们的来往也在扩大。

　　

　　日前，在上海大学，比利时汉学家巴得胜 (Bart Dessei n)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对外国学者的访谈中，巴得胜的采访相对“简单”：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侃侃而谈，谈汉学在欧洲整个发展历程，谈他对当代新儒家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欧洲接收到的中国信息日益增多，在此大背景下，巴得胜在选择大学专业时首次触电欧洲汉学。“十几岁是可以影响一生的年龄”，巴得胜的话在他的人生轨迹上得到印证：1987年他曾在辽宁大学学习两年，而他目前供职于根特大学南东亚语言文化系中文部，同时身兼布鲁塞尔欧洲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比利时皇家海外科学院研究员、欧洲中国学学会理事、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多个职衔，在佛教阿毗达摩、般若学、新儒学等方面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巴得胜有两段经历值得一提，2005年6月，他曾随当时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访华;今年3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巴得胜也出席了该仪式。

　　

　　在采访中，“儒家”、“影响”是巴得胜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两个词，一个代表了他的研究方向之一，一个部分表露了他的观点。儒学是欧洲汉学的起源，也是其核心内容，在巴得胜看来，儒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能看到增添了新内涵的儒家思想在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影响”，作为欧洲汉学家，巴得胜熟知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会越来越多，留给彼此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僵硬地、死板地固守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尊敬别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特点，坦诚地接受影响，这样才是人类共同和平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因此，当“中国的崛起不但对世界经济有显著的影响，对世界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以何种角度看中国”这个问题被摆到面前时，巴得胜的答案很清楚：全球化背景下，合作是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最佳互动模式。

　　

　　文汇报记者 刘力源